二、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依然艱巨

盡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但從經濟發展提質增效長期目標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存在不協調、不到位、不配套等問題,仍需要進一步深入推進。

不協調主要表現在旨在推進宏觀經濟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響了改革的整體效果。五大任務中,房地產去庫存成為地方政府的優先選項。但在地方投資沖動下,房地產去庫存容易演變為房地產熱,有可能導致新的結構性失衡。一是房地產過熱將對上游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產生短期刺激,延緩去產能步伐。據中鋼協數據,2017年1月上旬重點鋼企粗鋼日產170.91萬噸,比上期增產4.53萬噸,部分地條鋼生產企業有死灰復燃跡象。二是房地產投資比重過高將擠出制造業投資,加劇投資“脫實向虛”問題。2016年,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為負8.5%,而同期房地產累計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長8.1%。三是房地產開發企業與居民金融杠桿迅速提升,放大了資產泡沫和局部金融風險。2017年1月,“新增信貸即房貸”現象不再,但新增貸款中居民中長期貸款高達6293億元,同比增長31.6%,這將大大改變居民的儲蓄與消費傾向,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不容忽視。

不到位主要表現在旨在激發增長活力的補短板用力缺乏針對性,遲滯了宏觀經濟全面復蘇步伐。就目前各地出臺的措施看,補短板用力缺乏針對性等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一般通用技術的重視程度不夠。一般通用技術對全要素生產率的長期增加具有決定性作用,由于這類技術具有較大的外溢效應,需要政策的引導和扶持。但從各地實踐看,投資政策偏重于應用型技術,對一般通用技術的扶持乏力。二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向城市傾斜加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盡管存在較強正外部性,但隨著投入增加會產生“擁擠”,出現投資的增長效應遞減。三是基本農產品供給滯后于需求增長。農業生產率的持續改善是工業化和現代化持續深入的重要前提。2016年我國食品價格上漲4.6%,影響CPI上漲0.9個百分點。食品價格上漲過快反映了農產品供給滯后于需求增長,根子在于我國小農生產方式對農業生產率長期持續改善的制約。這種狀況如不盡快改變,會導致勞動力從二三產業回流,從而出現過早去工業化趨勢。

不配套主要表現在重點領域改革不到位,制約改革紅利的有效釋放。部分領域改革不到位,不但影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成效,而且增加改革的預期成本。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壟斷行業改革有待深化。近年來,我國企業的交易成本、運營成本總體偏高,加上用工成本持續上升,生產經營面臨不小壓力。推進壟斷行業改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本行業的生產經營效率,以降低關聯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但交通、電信以及部分公用事業等行業收費情況說明,推進壟斷行業改革任務十分艱巨。二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待突破。2016年,我國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已降至8.6%,但就業比重仍接近30%,主要是農村土地制度制約了農業的集約化生產。全國農村集體土地的總面積為66.9億畝,包括55.3億畝農用地和3.1億畝建設用地,市場潛力巨大。截至目前,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超過30%,但大部分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三、 從四個方面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依然存在,鞏固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仍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度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正確處理好四個關系,從四個方面著力。

處理好短期穩增長與長期增潛力的關系,著力在去杠桿和補短板上見成效。“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一項任務“單兵突進”盡管能取得短期效果,但如果缺乏其他任務的協同推進,會產生新的市場扭曲和不適當市場預期,進而削弱長期增長的潛力。因此,目前對房地產問題,要從長期眼光辨癥施治,避免因政策過頭而導致“大起大落”現象。同時,要瞄準轉變發展方式和提高增長可持續性目標,兼顧短期宏觀穩定,加強政策協同,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整體效應。要著力在去杠桿和補短板上下功夫,通過對“僵尸企業”的出清扭轉資源錯配,通過對劣質資產的重組兼并降低重點行業的資產負債水平,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企業產權結構,切實降低企業杠桿,穩定政府杠桿,改善居民杠桿。要充分考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的“擁擠”效應,將資源更多地投入到落后地區和農村,推動經濟協調發展。

處理好減少資源配置扭曲與創新驅動的關系,著力挖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資源配置不優、創新能力不足,是阻礙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主要障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從理論上講,優化資源配置與推動創新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對矛盾,前者要求更好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而推動創新客觀上又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來促進。但從我國實際看,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不清仍是妨礙資源優化配置的主要問題,不從根本上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旨在激勵創新的公共政策也難以取得應有效果。近幾年來,中央與地方在鼓勵創新方面出臺的政策、投入的資源不可謂不多,但就經濟表現來看,政策效果與預期相距甚遠。我們的研究發現,如果能有效地緩解資源配置上的扭曲程度,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將增加一半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資源配置問題與實現創新驅動一樣,也是提高我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的重要途徑。

處理好“五大任務”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系,著力增強經濟發展活力。當前存在將“五大任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混為一談的傾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事實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就是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是這一改革的目標。我們看到,由于認識上的一些偏差,推動“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存在過多地用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場方法的問題,導致了新的市場扭曲。解決上述問題,關鍵在于進一步深化改革,以各項改革的協同推進來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的實現。要加快推進能源、交通、通訊等壟斷行業改革,以這些行業的減利讓利切實降低國民經濟運行成本,改善實體經濟發展條件。要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尤其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時,要充分考慮非公企業的發展空間,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要穩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促進農業生產適度規模經營,將更多的農業生產從業人員轉移到工業與服務業。

處理好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的關系,著力拓展經濟增長的外部空間。當前,世界經濟仍處于深度調整之中,外部需求持續疲軟。有鑒于此,需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造全面、深入、多元的對外開放格局。要繼續放寬外商投資準入門檻,推進國內高水平、高標準的自貿區建設,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最大限度地釋放制度紅利。同時,加強國際經濟協調合作,增進與周邊國家的合作,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投資已經實現連續13年快速增長,并于2015年首次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第二大國,當前“一帶一路”倡議正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新階段。要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重點支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切實推進關鍵項目落地,加強國際產能合作,為更多優秀企業“走出去”創造條件;同時,要創新國際化融資模式,通過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新生多邊金融機構,撬動更多社會資本與國際資本,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

(作者:沈坤榮 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