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投資50-60萬，找家有腫瘤科的醫院，建個細胞培養實驗室，每個病人4-6個療程，至少得花15萬到20多萬，不到10個病人就可以收回投資，剩下的全是利潤。”當記者以投資者身份咨詢免疫療法項目時，一位從事該項目多年的業內人士力勸記者：“你考慮考慮，咱們一起干吧。”（5月4日《21世紀經濟報》）

免疫療法可以帶來暴利，這已經是一個被現實驗證的結論。一方面，當免疫療法成為絕癥患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時，他們通常不會計較這根稻草的價值，他們在意的是這根稻草所能帶來的希望，哪怕是幻覺——在宣傳免疫療法時，很多醫院就作出了虛假的、片面的，迎合患者期望的承諾。另一方面，免疫療法在一些地方已經進入醫保，這種“與時俱進”的兜底在保障了患者利益的同時，也間接保證了免疫療法的暴利來源，對于很多不堪重負的患者來說，醫保確實在為自己所承擔的免疫療法“分憂解難”。

所以，免疫療法必然會帶來暴利，即便這暴利背后有著欺騙和隱瞞。所謂欺騙，是指夸大免疫療法的功效，把它說成是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這種承諾，雖然經不起常識的推敲，更經不起專業的質問，但是對于病急亂投醫的患者來說，這種承諾反而因為其虛假化身為“及時雨”——他們即便心存懷疑，也愿意相信這是真的。所謂隱瞞，是指選擇性介紹免疫療法，沒有說清所用的免疫療法與外國的免疫療法其實不同，免疫療法也并非人人使用，任何階段適用。總之，為了讓免疫療法獲得暴利，提供免疫療法者在有意無意間對患者進行了欺騙和隱瞞，而某些媒體和搜索工具，為這種欺騙和隱瞞提供了傳播便利。

到底該由誰來打破這暴利背后的信息不對稱呢？看到媒體關于免疫療法暴利的報道，一些患者或許就會變得理性一些：他們會更加冷靜地評估自己的病情，對所謂的免疫療法保持足夠的警惕，會重新考慮自己的選擇。這就是媒體的力量和報道的力量。即便媒體的形態千變萬化，新聞的監督和引導作用永遠無法被取代。

當然，媒體監督只是社會自我矯正的一個方面，所以，在媒體發力之外，必須有剛性的制度和監管，以及穩定的倫理與道德，作為打破免疫療法暴利中信息不對稱的常規配套。前者是外在的長效監督。若日常管理不存在完善制度，若輿論監督不能啟動制度糾錯，那么所謂的重視就只能是口頭重視，所謂的嚴肅處理就可能淪為變相的危機公關。此時，即便輿論監督再有力，最后的結果也可能隔靴搔癢。而后者是內在的優良品質。若沒有真實而具體的企業倫理和道德作為企業品質的有效構成與支撐，一家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作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在所難免。有時，倫理和道德看起來抽象，但是這些抽象品質卻可以并必然影響到企業的生產與發展上。只有從外在監督和內在品質兩個方面去完善，免疫療法暴利中的信息不對稱才有可能真正打破。（乾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