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正是被權力“美容”過的數據，讓這些地區，在面臨經濟“積弊”的時候，錯過了及時治愈“病痛”的良機。

據新華社報道，多年來地方GDP“增速高于全國、總量大于全國”的統計亂象引發公眾質疑。相形之下，東北三省部分地方數據造假之風尤甚，其中最荒謬的例子就是，倘若依照各地匯報的產業成長性計算，東北一些縣域經濟規模已超過香港。所以現在，東北各地紛紛在給統計數字“擠水分”。

地方政府統計數據造假早已是“老生常談”，雖有三令五申，但都攔不住部分地方政府在數據上“超英趕美”。比如年初時爆出湖南在全國第三次經濟普查中抽查發現的統計造假亂象，其中衡山縣39家企業5.8億元的產值上報為44億元；而更荒謬的例子還有之前《廉政瞭望》報道過的，因嫌“全國同期GDP都是兩位數，云南一位數太丟臉了”，云南省一名副省級領導曾坐鎮統計局授意篡改數據，當時的統計局局長不同意，被派去出差。數據最終從7.5%被改為12%。

而在經濟結構急需轉型升級的東北，地方政府似乎更有給統計數據“摻水”的沖動，畢竟，在轉型的“陣痛”期，經濟數據自然不會“好看”。但與之相對應的，在這個關鍵時刻在經濟數據上“摻水”，造成的后果也更加嚴重，并不是把水分“擠干”就可以不了了之的。

應看到，統計數據確實是上級了解或者考核地方的工具。但這些范圍遍及經濟民生的數據，不應單單只被看作是應付上級考核的工具。要知道，有多少產業開發以及經濟決策要倚仗這些數據進行評估和實施。

可以想見，在東北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有很多地區，如果不是統計數據被“灌了水”，之前本就可以就實際經濟狀況作出更好的決策。正是被權力“美容”過的數據，讓這些地區，在面臨經濟“積弊”的時候，錯過了及時治愈“病痛”的良機。

這一切自然與懲治乏力有關，盡管關于統計造假的問責規定并不少。但現實中，出現了一邊是《統計法》以及其他法規明確了對統計造假責任人員的問責措施；一邊是《統計法》實施多年來處罰官員的最高級別是縣級，且處罰止于行政處分、罰款的尷尬局面。而且很多時候，問責往往也止于統計人員，追責大多無從談起。這樣的懲治力度，自然擋不住某些地方官員基于自身升遷以及地區競爭的壓力干涉統計。

再加上長久以來，統計一直只是在行政系統中封閉運行，很多數據并沒有發揮好信息公開和共享作用。作為被統計的主體，民眾對某些數據可能會有更直觀的感受。這些數據如果能夠面向公眾，準確的統計數據能供民眾作商業決策以及市場活動之用；而“摻水”的數據一旦面對公眾，也沒那么容易就能“欺上瞞下”。比如像“東北一些縣域經濟規模超過香港”這種夸張數據，一定瞞不過民眾的千萬雙眼睛。

在此意義上，統計數據的進一步公開，以及暢通民眾監督舉報的渠道，自然是“統計打假”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也要審視統計與官員考核之間的關系，厘清數據背后的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對統計造假，問責不能僅止于統計人員以及直接責任人，追責范圍更要覆蓋到虛假數據背后的授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