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漢晚報》報道了這樣一則新聞：洪山區人民檢察院“秦雨工作室”負責人秦雨，收到了一封信件。來信人名叫阿典。3年前，阿典是一名差點淪為“階下囚”的失足大學生。3年后，他是一名致力于失足學生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阿典說，如果不是3年前檢察官做出的“不起訴”決定，他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據報道，當年的阿典家庭貧困，又要給積勞成疾的父親籌集醫療費，因而盜竊室友的筆記本變賣。經過調查，此事可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斷無可辯白之處。司法機關對此“網開一面”，是否不合常理？

事實上，根據相關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符合起訴條件或沒有必要起訴的”，可以依法不將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審判、追究刑事責任。表面的“特殊待遇”背后，關鍵詞仍然是“依法”。既然是依法辦事，自然無損法律的權威，反而體現了法律的溫度所在。

有句慣常的說法：“法律不外乎人情”。這句話并不能理解為法律可以被感情、輿論裹挾和扭曲，而是指法律不會超越和違反普遍的公眾情感。一方面“法不容情”是鐵律，另一方面，在法律框架以內，法律也應當體現出人性關懷的成分。

阿典的經歷就是如此。一板一眼地按照條文處理，當然不存在任何問題，也是最為簡單的方式。但考慮到具體情況，由此而來的必然是一個年輕人乃至一個家庭命運的轉折。有些時候，對當事人的懲罰本身僅僅是手段，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目的。檢察機關的選擇，正是體現了這樣的取向。

令人欣慰的是，阿典并未辜負這樣的善意，他之后的人生選擇，更讓我們有理由期待某種善意的傳遞。這既是他個人努力的成果，也與檢察機關的人性化作為分不開。這樣的結果，其積極效應也比單純地處罰層次更高強得多。

當然，相對于照本宣科式的照搬，對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也意味著需要更周全的考慮，以及更為重要的責任。在“人性化”的同時，司法機關依然需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情”與“法”的辯證統一，既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法律的作用，也是為了維護法治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