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

2016年，有媒體記者采訪李先生，他謙虛地說：“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評價自己，但我一直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歡古籍整理和研究?！毕壬詫崒W精神做研究，極重文獻，古籍整理成為他生命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元曲研究起步的新階段，文獻基礎薄弱，李先生擬從白樸入手，編寫年譜，考察其交游情況，以期進一步認識元代劇壇、文壇面貌。盧摯是白樸弟弟的妻兄，先生依據當時抄錄的材料輯成《盧疏齋集輯存》一書，于1984年出版。之后，先生又與李真瑜、侯光復合作出版《喬吉集》。

1987年9月，李先生調入北師大古籍所。結合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1986年杭州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建設意見，北師大古籍所確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為科研重點，并提出編纂《全元文》的計劃。這成為先生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1988年，古籍所正式向古委會提出《全元文》編纂立項申請，評審專家建議先期對元人文集進行全面普查，完成《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在此基礎上，1990年12月，《全元文》獲批古委會“八五”重點資助項目，此后又列入古委會“九五”“十五”重點項目、教育部“九五”重點資助項目、國家《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1991-2000年）》等。

《全元文》是對元文的全面總結與匯集。由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編纂工作對語言、地理、民族等有關知識所需甚廣，難度極大，而且當時還沒有廣泛使用電腦，基本上是靠復印、剪貼。李先生殫精竭慮，一步步推進《全元文》的編纂工作，尤其是與負責出版《全元文》的江蘇古籍出版社反復交換意見，隨時糾謬補缺。譬如，在返還第二、三冊校樣時，先生致信卞歧，增補前三冊元太宗、李志常、元世祖文共4篇，又提及希望將原在第三、二批書稿中的初期重要人物王鶚、陳時中提至第二冊開始部分。

在《全元文》的編纂過程中，學界諸位前輩同人自始至終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支持和期待。鐘敬文先生專門讓李先生到家中，希望他不畏艱難，坐上多年冷板凳，把這項工作完成，并多次對工作安排提出意見。2002年，李先生拜望《全元文》顧問啟功先生時，啟功先生高興地指著書架表示，《全元文》1至25冊已經擺在書架上了，現在還空著幾許地方，等待全書的完成。

就這樣，在李先生的帶領下，眾人迎難而上，沒有辜負學界的期許，這部收錄作者3140余人、文33400余篇，共2800余萬字的60冊巨著，于1997年至2004年陸續出版，索引卷于2005年12月出版。2006年1月13日，《全元文》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許嘉璐、鄔書林，蔡美彪、鄧紹基、陳高華等文史專家三十余人，以及中宣部、教育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古委會秘書處的有關負責人悉數到會祝賀。

《全元文》是李先生及其團隊饋贈學界的不朽財富，為當世提供方便，為后世存一代文獻。教育部原副部長、原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副組長周林為其題詞“多民族共造元代輝煌，眾學者合纂鴻篇巨著”，恰如其分地評價了這部皇皇巨著。鐘敬文先生則在95歲高齡時為其題寫“蒐輯一代散佚，增強故國文明”，成為這部總集意義的最好注腳。

《全元文》奠定了元代文史研究的文獻基礎，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李鐵映先生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前沿報告（2000年卷）》時，盛贊這部總集的修撰“在一定程度上使元代文學研究提前走完了艱難的準備時期”。

《全元文》問世之際，李先生已屆古稀之年，但他老驥伏櫪，開始和《全元文》部分編委會成員謀劃補編和修訂工作。在多年文獻準備的基礎上，2017年12月10日，“《全元文補編》編纂工作研討會”在京召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部委員陳高華及文史專家譚家健、劉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廖可斌及元史學會副會長張帆，長江學者杜桂萍、査洪德，復旦大學陳廣宏，浙江大學徐永明，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總編輯李夢生、鳳凰出版社社長姜小青等諸位先生共襄盛事，標志著《全元文》補編工作正式展開。2018年12月23日召開第二次會議，補編普查工作告一段落，進入校點階段，預計輯補佚文5000篇左右，文集50余部。這又是學界翹首以待的一項重要成果。

元代情懷

元朝的歷史評價在部分學者書寫的著作中有意或無意地被遮蔽曲解，變得難以辨識。譬如，“九儒十丐”的牢騷話則成為元代儒士地位空前低落的論據，而這些話語在世人的記憶里根深蒂固。正確評價元代與元代文學，有待實事求是的研究工作，而作為專攻元代文史的學者，李先生在多種場合呼吁對元代文學與文化的再認識。

首先，李先生特別關注各種文獻資料對于元朝起訖點的界定。明朝修元史、新中國諸多得獎史著、中國國家博物館均將元朝定為1206年—1368年，即始于鐵木真統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國，終于明軍入踞大都。但目前研究著作和部分博物館眾說紛紜：有的從1271年忽必烈采謀士劉秉忠建議將國號改為“大元”算起，有的以1276年南宋向元廷遞交降表或1279年宋軍崖山大敗為起點，有的則從1234年金亡時算起。這些說法大多要先講一段大蒙古國的歷史，但如何講述亦是莫衷一是，有的認為這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有的不認為這是中國內部。

起訖點的界定代表了一種歷史觀。李先生并不認同諸如楊維楨《三史正統辨》所謂“一日之命未絕，一日之統未集”治統、道統因襲相續的正統觀，也極為反對基于中原文化本位的王朝史觀。他認為，無論是將元朝的起點定在宋元鼎革，抑或是入踞中原之后，都不符合元朝自身興盛衰亡的實際。因此，他呼吁，在世界史的視域下觀照王朝史，正視蒙元興于大漠、多民族政權并立與統一的事實。換言之，一方面，先生強調，大蒙古國的歷史亦是元朝史，不應站在中原文化本位的立場上將其人為割裂；另一方面，元朝入踞中原、代金宋而興，這個政權依然是中國史的一部分。

其次，李先生帶著強烈的使命感，撰文向大眾介紹元代文化的成績，借堅實的論據重新評價元代。如在《元代文化四人談》一文中，他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烏有”，借吳君、徐君、烏君、許君之口，一件一件擺元代文化成績，標舉元代曲學、書畫、教育、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成就，誠如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所謂中國之聲明文物盡發無遺、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先生認為，元代文化是近世文化的開端，對明清乃至近代具有重要影響，是中國文化的轉折期；元代文學是多民族士人互動的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是活躍而輝煌的。

最后，李先生從事元代文學研究，始終堅守世界視野和中國立場。在《全元文》前言里，他寫道：“元代是一個多民族相互融合、又與外界有著廣泛交流的時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這兩個特點?！彼匀蛞暯菍徱暶稍y治下的中國，始終強調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西域文化三者碰撞與融合的事實，并從13、14世紀世界格局變遷的角度思考過元朝的地位以及元代文學嬗變的趨勢。所謂中國立場，則是在基于元朝史亦是中國史的認知上，用中國思維研究包括元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先生極力反對理論上的西方中心論和實踐中的西方典型論，反對牽強附會的比附，主張從中國文學自身發展史的角度思考元代文學的歷史地位。譬如，先生近年修訂的《中國文學史綱》及參與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都主張回歸文學本體，以文體嬗變與作家創作為具體內容，注重各體文學演變的歷史脈絡和文體批評，力圖尋繹中國文學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