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在市域層面的體現和落實，需要調動各個城市探索發展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不同地方的獨特優勢

城市是兼具多維度、多要素的地理空間，其中既有高密度聚集的地理單元，也有發達的經濟體系和多樣化的社區形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為我們探索具有中國特色、市域特點、時代特征的社會治理新模式指明了方向。

市域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在市域層面的體現和落實，需要調動各個城市探索發展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不同地方的獨特優勢。多年來，我國在市域治理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平安城市建設、文明城市創建、衛生城市建設、智慧城市和小區治理、城市綜合管理等，促進了各地城市面貌和治理水平的提升。但我國市域社會治理的探索仍處于起步階段，不少問題亟待解決。比如，對市域整體性的認知和對城市特性的總體把握有待加強；一些探索仍局限在有限領域內，缺乏全域性規劃；治理中的權責相對分散，缺乏整合、統籌，條塊關系有待進一步理順；組織和個人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有待進一步完善，等等。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正視問題、解決問題，不斷突破制約市域社會治理的障礙和瓶頸。

無論是保障社會穩定、生態安全、安全生產，還是推進社會治安、城市文明、城市治理，都需要充分發揮黨委、政府的統籌謀劃作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只有根據市域特點加強統籌謀劃、科學布局，立足本地特色、充分調動各方資源，才能提升市域社會治理的整體性、系統性。治理所涉及的各個部門，也需按照“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的要求推進各項工作。

近年來，不同城市的實踐探索，為我們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積累了寶貴經驗。比如，北京市推出“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實施《北京市街道辦事處條例》，賦予街道辦指揮調度區政府工作部門開展聯合執法等七項職權；武漢市全面重構超大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完善黨組織領導下的基層自治、法治、德治以及信息化服務體系；成都市大膽改革創新，在市縣兩級黨委序列設立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統籌城鄉基層治理，并推動城市治理重心下移。這些有益探索從實踐層面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于市域社會治理的理解和認知。

市域社會治理還要發揮群眾力量，包括引入集合群眾智慧的議事協商、德治教化、智慧治理、公眾參與等創新機制。例如，上海市推出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1+6”系列文件，取消街道招商引資職能，完善居民區治理體系和社會力量參與機制等；珠海市橫琴新區開創“物業城市”治理新模式，引入物業公司加大數據治理的方式，為解決一些老問題給出新方案、好辦法。可以說，加強黨建引領、強化公眾參與、賦權街道、打造智慧城市等探索，將進一步助推市域社會治理邁向更高水平。

市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既要加強頂層設計，又要用好基層經驗，堅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在確保市域社會治理與國家黨政方針相銜接的同時，充分激發市域內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打造充滿活力的城市之治。

（作者為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