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12日電

在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　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

李克強

（2018年6月28日）

這次會議是國務院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深入總結近年來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成效，分析存在的問題，部署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放管服”改革重點工作，加快政府職能深刻轉變，促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剛才，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和浙江省政府主要負責同志作了發言，下面我講幾點意見。

一、 “放管服”改革是激發市場活力、增強內生動力、釋放內需潛力的戰略舉措，必須堅持不懈向前推進

“放管服”改革旨在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一場重塑政府和市場關系、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也是近年來實現經濟穩中向好的關鍵一招。上屆政府成立之初，我國發展面臨極其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世界主要經濟體普遍采取貨幣量化寬松、財政赤字大幅增加的強刺激政策，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面對這種局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著力深化改革創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動能。我們一方面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努力營造穩定可預期的宏觀環境，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另一方面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始終抓住“放管服”改革這個“牛鼻子”，著力減少政府的微觀管理、直接干預，放手讓企業和群眾創業創新，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放管服”改革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脈相承，是“放開搞活”歷史經驗的延續和發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豐富實踐的重要內容。四十年來，我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認識不斷深化，從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從對資源配置起輔助性作用到“起基礎性作用”，再到“起決定性作用”。對如何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不斷深化。我們感到，盡管經過多年不懈努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場關系發生很大變化，但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依然干預過多、管得過死，有些方面又管不到位。上屆政府成立之初，國務院部門各類審批達1700多項，企業投資經營和群眾創業辦事門檻多、手續繁、成本高，嚴重抑制市場活力，制約經濟社會發展。要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切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必須抓住簡政放權這個關鍵，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深化政府自身革命，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2013年，我們提出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作為“當頭炮”和“先手棋”，承諾五年內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壓減三分之一，實際上僅用兩年就實現了這個目標；2014年強化放管結合，2015年又將優化服務納入其中，形成了“放管服”三管齊下、全面推進的格局，改革綜合效應不斷顯現。同時，“放管服”改革作為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和革命，牽一發而動全身，有效帶動了價格、財稅、金融、社會事業等領域改革，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深入。

當初有人擔心，“放管服”改革見效慢，甚至是隔靴搔癢，以此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能否及時、管用？實際上這是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環節入手，是觸利益、動格局的改革，就工作而言，看似是“小切口”，實則“大成效”。就像當年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聽起來似乎是從具體事開始，但由于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只用兩三年時間，就把長期困擾我們的吃飯問題解決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放管服”改革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效。

一是“放管服”改革激發了市場活力，對穩增長保就業發揮了關鍵支撐作用。過去五年，我們大幅削減行政審批事項、企業投資核準項目，徹底終結非行政許可審批，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同時大幅減稅降費，由點到面推開營改增，出臺中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取消、停征、減免1100多項中央和省級政府行政事業性收費，推動降低用能、物流、電信等成本，累計減輕市場主體負擔超過3萬億元。簡政減稅減費并舉，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產經營成本，不僅促進了已有市場主體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大量新的市場主體。五年多來，各類市場主體數量增加近80%，目前已經超過1億戶，其中企業3100多萬戶，實際上很多個體工商戶也在朝著企業化方向發展。市場主體增多且日益活躍，有力支撐了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特別是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五年城鎮新增就業6600萬人以上，每年都超過1300萬人，目前城鎮調查失業率和登記失業率都降到了多年來最低水平。就業是民生之本、發展之基，有就業就能創造社會財富，就能增加收入，就能帶來新的消費和投資，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二是“放管服”改革帶動了創業創新熱潮，加快了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我們在簡政放權的同時，加強和創新事中事后監管，對新興產業實行包容審慎監管，為其成長留下充分空間。“放管服”改革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緊密結合，激發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創業創新潛能，促進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深刻改變著社會的生產方式、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近年來，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年均增長10%以上，網上購物、物流快遞等以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長。同時，許多傳統產業也在改造提升中煥發出新的生機。目前，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三分之一、對城鎮新增就業的貢獻率超過三分之二，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0%左右，服務業已占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經濟結構呈現加快優化升級的良好態勢。

三是“放管服”改革促進了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提升了開放型經濟水平。“放管服”改革致力于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許多改革舉措也是擴大對外開放的舉措。同時開放也倒逼了改革，二者互促共進。我們先后在上海等省市設立11個自貿試驗區，最主要的舉措就是從簡政放權開始。自貿試驗區在很多方面第一個“吃螃蟹”、率先突破，比如負面清單管理、“證照分離”、“一照一碼”等，大多已在全國復制推廣。“雙隨機、一公開”監管，也是由海關先行探索，進而在全國推開的。幾年來，我國營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大幅躍升，利用外資規模穩居世界前列，培育了國際競爭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