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有兩個特征。第一個特征是技術在迅猛地向前發展,特別是以IDC(互聯網數據中心)為主導的技術出現了蓬勃向上的產業融合,融合所產生的社會沖擊和經濟沖擊在2008年這場危機里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詮釋,也就是說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大變遷和社會制度難以承受的斷裂性的變化,已經讓大家感受到我們對于技術的認識還比較膚淺,我們需要對于技術進步可能帶來的各種沖擊以及如何引領技術進步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我們經常會談到的是第四次產業革命各種利好,但實際上我們更應憂慮的或者更應關注的是如何迎接第四次產業革命、如何能夠真正消解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各種風險。這種技術進步在金融里面所產生的各種沖擊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僅體現在大家所津津樂道的互聯網金融方面,更體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科技與金融所產生的巨大收益,以及與收益相并存的巨大風險方面。

如何深入認識這個問題,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話題。與風險相對應的是我們對于風險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這個基礎性的建設就是信用體系的建設。我們會看到,技術進步對于風險本身會帶來很多的新業態、新交易模式、新對沖模式,使我們對于風險的內涵和外延的認識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技術本身也會為我們治理風險提供大量新的技術,這些新技術包括大數據、互聯網等,整個時代的生活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以及我們對日常生活所做的各種信息整理和披露,成為表達我們真實信用偏好、真實風險偏好的重要基礎,因此我們會看到治理現代風險最核心的是要利用現代技術進步,特別是大數據的進步,來為整個信用體系打造一個全新的基礎,特別是利用大數據所蘊含的各種信息為我們的信用體系打造一個更為堅實的微觀數字技術,這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在這種基礎設施建好之后,我們對風險的甄別、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才能夠真正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我們也才能夠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服務實體經濟”的要求。不能在科技進步的同時讓技術進步簡單地服務于各種套利行為和投機行為,服務實體經濟很重要的是對信息真實的捕捉,特別是對金融主體的微觀信息真實的披露,這一點在前不久召開的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的三大任務、四大原則里面也涉及到了。風險防范中很重要的環節,就是如何利用現代科技、現代技術進步為我們信用體系的重構和信用體系的革命性變化打下基礎。

第二個特征是兩極分化。每一場大的技術革命都會帶來生產力的劇烈變化,而這種變化在這一輪變革中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是全面的金融化,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接近70億人中70%的人已經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幫助下廣泛接觸到了金融,這種接觸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全球化的力量。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劇烈沖擊使階層之間的分化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從數據來看,2007年和2008年全球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二戰時期,美國前10%的民眾所占據的社會財富也已經超過了二戰時候的48%的財富水平。

因此大家會想到,這種以商業化為主導的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時也帶來社會結構的斷裂,這個斷裂很明顯地體現在兩極分化上。如何平衡兩極分化?大家會發現它已經是危機治理根本性的事情,而不是現在通常所講的進行簡單的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的重構。危機治理從表象來講,第一是要阻斷危機的傳染路徑。資產負債表的修復是很重要的環節,其修復根本在于實體經濟的修復,在于整個民眾對于財富正態分布的修復。對于全球危機真正的治理,除了以非常規貨幣政策為導向的各種非常規舉措之外,重中之重在于實體經濟以新動能構建為主體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此,我們會看到,自2008年以來各個國家都提出了實體經濟振興計劃,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結構性大改革計劃。

資產分布的修復依賴于什么?從歷史傳統來看,主要通過資本的過渡,通過一些革命性激進的方式來進行,但是這種方式在當今時代是完全不可行的,簡單地遏制資本、簡單地去金融化來實現資產分布的正態狀況,實際上是與時代進程不相符的舉措。在新世紀提出來幾個很重要的口號,第一是包容性增長,希望在有利于各階層福利增長進程中推動增長,第二是普惠金融,也就是要利用現代技術讓所有階層的人都能夠享受到金融資源配合的好處,能夠利用金融的方式來解決貧困,并且在金融扶貧過程中推動社會進步。

五大發展理念對包容性增長、分享性發展,以及普惠式的金融有指導價值,這也成了一個時代很重要的治理良方。如果就普惠金融談普惠金融,就包容性增長而談增長,我們就會在一個時代的鐘擺中從一個極端擺到另一個極端。因此,要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