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新經濟的制度供給創新不足,而監管模式也不適應新經濟發展的趨勢

◆ 既要根植于國情,又要跳脫出傳統思維束縛,以包容性心態,在體制機制上積極創新,為培育新經濟、新業態提供合理約束和有力支撐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中國高技術產業同比增長達13.1%,增速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增速6.4個百分點。其中,工業機器人等新產業、共享單車等新業態促進相關工業產出持續大幅增長。

“變革速度前所未有,涉及面廣而深,跨界融合廣泛深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經濟與組織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阮萌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諸多新興產業快速發展,折射出中國新經濟持續迸發出的蓬勃活力。

近年來,我國新經濟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以全面創新為引領和支撐,以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為根本保障,以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等為主要內容。“可以說,新經濟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一種經濟結構與經濟形態。通過大力發展新經濟,我們完全有能力、有機遇在相關領域實現彎道超車。”

“正因為發展新經濟、新業態意義重大,對政府監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直言,當前發展新經濟的制度供給創新不足,而監管模式也不適應新經濟發展的趨勢。在受訪專家們看來,新的歷史條件下,既要根植于國情,又要跳脫出傳統思維束縛,以包容性心態,在體制機制上積極創新,為培育新經濟、新業態提供合理約束和有力支撐。

新業態孕育新動能

移動互聯網研究機構iMediaResearch最新發布的《2017Q1中國共享單車市場研究》顯示,2016年共享單車市場規模為12.3億元,預計到2017年中國共享單車市場規模將達102.8億元,增長率為735.8%。2017年共享單車行業用戶規模會繼續保持超高速增長,將從2016年的0.28億人增長至2.09億人。

“大家在生產生活當中能感受到共享單車、在線教育、智慧醫療等一些新的服務方興未艾,極大地活躍了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日前,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邢志宏如此講道。

“我國具有巨大市場潛力,技術擴散效果比較明顯,新經濟主要有三種發展模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部長呂薇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共享單車等細分領域正是以市場力量推動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還存在另外兩種典型新經濟發展模式:一種是政府重點支持的,如高鐵、風電、太陽能等高端制造;另一種是政府推動和市場選擇相結合的,如政府提供平臺,市場風險投資跟上,兩者協力支撐的創新創業。

在專家們看來,盡管發展模式各有差異,但新經濟內部要素正在快速發生化學反應,各種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新業態層出不窮,帶動了生產組織方式轉變,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推動了經濟發展。

“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變革和商業模式創新,降低了實體經濟成本,包括降低了消費者消費成本,促進了經濟增長。”呂薇講道。以網上消費為例,今年前4個月,全國網上商品和服務的零售額同比增長32%,其中網上商品零售額增長25.9%,網上服務零售額增長55.9%,目前網上商品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已經達到12.9%。事實上,網絡消費已經連續多年保持高速增長,所占份額也在持續擴張,帶動消費潛能不斷釋放。

同時,2016年中國跨境網絡零售交易額達到1.2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跨境電子商務的零售進口額達3060億元人民幣,出口額達9440億元人民幣。國際郵政公司的數據顯示,中國商家已經在全球跨境電商賣家中占到26%以上。

“目前我國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發展新經濟、培養新動能。”在呂薇看來,新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并在不斷壯大。

在專家們看來,新經濟、新業態創造了新的市場增量,同時為傳統業態注入活力。尤其是著眼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新經濟在推動動能轉換、維護社會穩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傳統監管體制難以適應

“但是,新經濟發展也受到了舊體制機制的制約,新舊經濟形態沖突加劇。面對新經濟,傳統機制還需進一步開放包容。”在阮萌看來,盡管新經濟發展迅猛,但并非一馬平川,監管體制創新的緊迫性正日益凸顯。

例如,具有多品種、小批次、頻繁交易等特點的跨境電商對傳統外貿監管體系形成很大挑戰;而缺乏相應監管制度、一度野蠻生長的互聯網金融也遭遇發展瓶頸;生命健康新技術發展迅速,但相關標準和規范缺失,行業亂象頻發……

“這幾年政府已經深刻意識到新經濟發展迅猛,在推進監管改革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總體而言,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在張占斌看來,傳統管理體制需要更加有效適應新經濟發展,政府從管理到治理的理念需要不斷轉變完善。

一方面,政府監管標準化工作剛剛起步,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清單、收費清單、責任清單等都有很多差異,相關審批流程、監管應逐步建立形成較完善的標準體系,統籌協調監管方式,以便適應新經濟發展需要;另一方面,政府整體綜合統籌協調任務任重道遠。在張占斌看來,多頭審批、多頭監管等問題還存在,權力分割、部門分割下導致有些監管舉措沒有形成合力,政府能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此外,他認為,隨著新經濟、新業態、新技術的出現,監管部門對一些新問題、新需求,如果回應不及時,或者反應過度,將會增加出錯的可能性。

新舊經濟利益沖突、制度缺失、監管手段滯后及部門管理碎片化、有限資源分散化……阮萌認為,這些顯然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也不利于新經濟發展與成長,更不利于中國經濟動能轉換。

新思維看待新事物

“發展新經濟需要創新治理方式,需要新的治理思維。要鼓勵創新,堅持包容審慎的原則,先準入后規范,傳統的管理辦法要主動去適應新技術、新模式和新業態的發展。”呂薇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新經濟有自身特點,對待新經濟要尊重規律,實現治理思維和方式的轉變。

在專家們看來,時移世易,不僅僅是新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經濟環境的外在條件也已不同以往,因此政府監管,宜立足于新經濟健康發展,在審慎監管下加強制度創新,完善相關監管體制,實現政府監管能力的轉型升級。

其一,貫徹實施“大道至簡、彈性監管”的原則。“政府監管要有一定的溫度,一時看不明白的,可以讓子彈飛一會兒。”張占斌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可以帶著積極的、寬容的態度來看待一些新事物、新技術,把廣闊的空間留給各類市場主體去探索。

同時,彈性監管也要求有一個底線監管,即在現有認識水平基礎上,制定一個最低底線,對有些看得準的、出了問題的,比較嚴重容易出問題的,政府監管要果斷出手,不能讓風險蔓延。

其二,政府要更多著眼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法制環境,使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術路線的企業能夠公平競爭,公平獲得創新要素。

“市場監管模式正在發生變化,政府已經提出來要簡政放權,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率,降低制度性成本。”在呂薇看來,下一步還要繼續放開市場準入,更多發揮標準的作用。比如環境、安全、質量等作為市場準入的標準,而不是行政規定;另一方面,要適應技術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適時科學制定和動態調整標準,制定標準主體要多元化。

其三,創新監管技術手段,打破各類信息孤島,構建起一套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新機制。具體而言,一方面,盡快爭取全面實行政務活動的網絡化、虛擬化、信息化,特別是涉及到企業和群眾日常辦理的事務,應盡可能全部網上進行,讓信息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另一方面,逐步實現對數據的自動化流程管理,做到數據精準管理。同時,要建設國家層面的數據平臺、信用平臺、消費者保護平臺等,通過平臺化治理來提高政府監管水平和服務全社會的能力,真正打破信息孤島。

“此外,在新經濟相關產業發展過程中,也可以建立先行示范區,在一定區域內對新經濟發展和監管制度進行試驗,取得成績以后再推廣。”在阮萌看來,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中使用的這一有效辦法,同樣也可以用來為新經濟發展服務。(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宮超 刊于《瞭望》2017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