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20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確實是最佳的制度安排,符合中國的利益,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利益。

這20年,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力迅速增強、國際地位迅速提高的2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搭上了中國發展的快車,實現了從英國管治下的一個地區,向中國最大自貿區的轉變。

在政治方面,回歸前的香港,是由倫敦直接派總督來管治的。回歸后的香港,根據基本法選舉產生特首,特首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特首每年都到北京向中央政府述職,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但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有兩個全國政協副主席,與其他省級行政單位相比,也擁有最多的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

在國際上,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在中國政府的推薦和支持下,擔任了兩屆世衛組織總干事,在回歸前是不可思議的。2013年筆者與一批香港同行在日內瓦訪問陳馮富珍的時候,她說,擔任總干事之后,進一步感到作為中國人的驕傲,感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對于普通香港人來說,回歸后使用的特區護照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免簽的,而且可以受到中國的領事保護。

在經濟方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貿易國,香港得益甚多。香港開埠以來就是自由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與經濟快速增長,全球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當“四小龍”的另外三個不同程度放慢增長之時,香港在回歸后不僅沒有放緩腳步,而且發展成為“紐倫港”,即與紐約、倫敦并駕齊驅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的國際化,大批中國企業的上市,內地各省份對外招商引資和設立經濟開發區,中國對外貿易的大發展,都使香港獲得大量機會。“一帶一路”的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又使香港獲得新的財富機遇。在世界經濟重心東移、西方出現反全球化與反自由貿易聲浪時,香港則在中國這棵大樹底下好乘涼。

香港市場經濟發展比較早也比較發達,除了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從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機遇,也支持了中國內地的對外開放。我曾經分別在與俄羅斯、越南學者的交流中,聽到他們對于中國擁有香港這樣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羨慕,也聽到臺灣和新加坡的朋友說,眼紅香港擁有如此廣闊的腹地。

回歸后的香港企業大量北上發展。前些時候在重慶,一家香港銀行重慶分行的總經理不無詼諧地對我說:“我已經成重慶人了。”日前在廣東的新會參觀香港著名的“李錦記”生產基地,來自香港的總經理告訴我,國家航天中心選用他們生產的調味品,使他們非常激動和自豪。

香港和內地民眾之間的交流在回歸后到了一個全新高度。大批內地學生到香港各大學求學,同樣也有大批香港學生到內地各高校深造。香港青年一代到內地尋求發展機會,從IT行業到演藝界,從參與慈善事業到經營各種“小清新”(如咖啡館),數量與日俱增。香港人與內地人通婚在回歸后增加了7倍,且有越來越多的港女嫁給內地人。

回歸后的這些變化,體現在香港的各個領域,也都是我實實在在親身感受到的。相信再過二三十年,我依然會像今天一樣,感嘆香港發展的日新月異。(作者是鳳凰衛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