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的漢字文化系統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傳播

中華文化的形成、傳播、發展與漢字息息相關。漢字源遠流長，起源于模仿自然、圖畫紀事、表情達意的需要，并形成了別具特色的符號系統。經過長期的演變與實踐，逐漸形成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與假借六種造字法與用字法，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獨特的人文情懷。漢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多種形式。秦始皇一統中國后，為統一漢字書寫，采用小篆。我國各地鄉音不同，但書面語言相同，這使得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了堅實載體和重要保證。文字的統一，有效促進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國家政令暢通，對實現國家統一和多民族融合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統一與各地方言鄉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體現了文化統一性與多樣性的有機結合。

漢字的相對穩定，對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創新作出了獨特貢獻。漢字具有象形與表意的特點，在表達人文精神以及人與萬物關系方面簡明扼要、形象生動。即使時過境遷，后來者在閱讀古籍時同樣可以由文辭而把握其道理與智慧，將世代積累的優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孔子對文字很重視，強調“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即思想要傳播久遠，需要有文采的語言文字記載。古人所強調的“三不朽”，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見文字在文明傳承中的重要意義。我國古代有“文以載道”“文以化人”的傳統，顯示了文化典籍和語言文字在傳承思想、培育人才與改善社會風氣中的積極作用。

豐富的語言文字，需要相關的工具書幫助人們掌握。東漢許慎撰寫的字書《說文解字》，通過剖析文字構件（文）來解說字義，對規范字形、字音與字義作出了貢獻。清代研究《說文解字》甚至成為顯學，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漢之際的詞書《爾雅》，保留了大量多學科（特別是博物學）知識，為豐富漢語詞匯的語言形式、融會溝通詞語的意義打下了基礎，經過魏晉學者的努力，成為閱讀《五經》的重要準備，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經”中。

獨特的語言文字、風格多樣的書寫形式，形成了符合人們審美需要和表達人們審美感受的書法藝術。書法以藝術形式表達人們的思想、修養、愛好與情感，“籠天地于形內，挫萬般于毫端”。因此，不同時期的書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觀、歷史觀與人生觀，它們既受到歷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又間接地體現了傳統哲學的豐富內涵，如易學的陰陽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學說、道家的相反相成觀念、禪宗的頓悟靜修主張等。書畫同源，中國書法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對獨特的中國國畫（水墨畫）的形成影響很大，它們共同成為中華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寶。

在某種意義上，獨特的漢字文化系統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古今傳承，也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中華民族對外域文化的研究，不僅重視語言文字的翻譯，而且側重思想內容的介紹與闡釋，注意從整體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比如，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是從整體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公元13世紀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許多教派和經典仍然可以在中國找到源頭。這是中國佛教學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結果，對東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

博大精深的文獻典籍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對中華文獻作了這樣的評價：“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括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對于我們從文獻典籍的角度認識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有指導意義。

中國封建社會一般說來實行政教分離，沒有形成像西歐那樣的宗教黑暗時期。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經學，為不平等社會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點。我們可以看到，皇權統治以經學為工具，而民間亦以經學作為協調社會關系的價值準則。歷代的官方版刻經籍、社會啟蒙讀本、民間鄉約村規，在思想觀念上都同經學有關。西漢時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經”，東漢時“五經”加《孝經》《論語》成為“七經”。唐時《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分為《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加上《周易》《尚書》《詩經》，成為“九經”；后又加《論語》《孝經》《爾雅》，成為“十二經”。宋代，“十二經”加《孟子》，形成“十三經”。

儒家的經書從“五經”擴大到“十三經”，是社會演進的需要，目的是使社會各個階層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資源，而不致發生沖突。儒家經書既維護我國傳統社會尊卑貴賤的分野，又調節個人的喜怒哀樂。儒家經典所體現的包容性、倫理性，使它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適用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的普及本，如《三字經》《弟子規》等，其中的價值觀進入當時青少年的頭腦。應當指出，這些觀念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需要，但今天不能簡單照搬。除去儒家經書，中國還有史書，各個思想文化學派的代表作，以及個人的文集等。經史子集，汗牛充棟。

對文獻的整理，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清代產生了“漢學”，眾多學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獻，糾正了許多錯誤。學者們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嚴密的搜集、排比、分類以及識別文獻資料的方法，為保護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貢獻了智慧和心血。

（作者為思想史家、西北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