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世界諸多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在5000多年歷史中孕育發展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習近平同志指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這表明：我們今天增強文化自信，應走入歷史縱深，深入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和文化土壤。

張豈之

“百家爭鳴”構成了中華文化的燦爛源頭

習近平同志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中法兩國都是有著獨特文明的古老國度”“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等中國諸子百家學術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義”。這些重要論斷，立足于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準確概括了中華文化的燦爛源頭及其時代價值。

春秋戰國時期，中華大地上產生了諸子百家，據漢代司馬談的看法，其中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諸子百家的“家”，就是指形成了學派，有理論、宗旨和傳承。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諸子劃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號稱“百家”。“百家爭鳴”的出現，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迸發出耀眼光芒。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這一時期，“士”這個階層特別活躍，他們大多積極參與和影響政治，也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學術活動。“士”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使“天下無道”變為“天下有道”，解生民于倒懸，重建社會秩序。“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為當時各方諸侯都在互相比拼，需要內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來輔助，而士人正是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作為士人代表的諸子百家，于是競相登場，各展所長。

就哲學思想而言，儒道兩家各有側重。孔子重視“仁”的思想，“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君子為道義而活，非為富貴而生，君子的人生價值正在此。老子哲學則不然，“天道”受贊揚，“人道”遭貶損。在他看來，“道”演化為天地萬物，沒有神力，沒有矯飾，自然而然。“人道”當效法“天道”，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二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

就政治主張而言，儒墨兩家都倡導賢人政治。在賢人的來源方面，墨子提出“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認為選拔官員要以德能為標準，哪怕地位低微，只要有德有能，就應選拔上來，委以官職，這樣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在賢人的待遇方面，墨子主張“富之，貴之，敬之，譽之”，也就是給賢良之士豐厚的物質待遇、高貴的社會地位，信任、敬重他們的才能，表彰他們的成績，營造鼓勵賢良之士成長發展的社會環境。這樣賢人就會越來越多，用他們去治國就會顯出成效來。這些選人用人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就自然科學而言，先秦諸子中研究最廣泛、最深入的是墨家。墨子及其后學的文化貢獻，集中表現在他們對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建立了嚴謹的邏輯體系，并將其應用于自然科學，對時空、光學、力學、幾何學等方面的問題，用邏輯語言加以分析概括，體現了科學家和能工巧匠的創新思路，是諸子百家中大放異彩的一朵奇葩。

正如莊子所說，諸子百家的觀點都體現了“道術”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雖然各家各派立論的側重點不同，但都是對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人們深化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以諸子百家為重要代表的中華文化顯示出強勁生命力，始終以開放姿態吸取各種養分，在會通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論，形成了一條獨特的自我創新之路。

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營造了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良好氛圍

中國歷史上盡管有過戰亂和分裂，但統一始終是主流。關于這一點，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集《展望21世紀》中有這樣的評論：“（中國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上、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正是在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華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斷發揚光大。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團聚和統一的過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過程。各民族經過遷徙、雜居、通婚和各種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學習，在血統上互相融合，逐漸產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別是在近代，中華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國侵略者，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這個共同的政治信念，極大地加強了各民族的團結。

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有華夏、東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團。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結果。漢族能夠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不僅是因為它人口眾多，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有比較先進的生產方式、比較發達的經濟和文化。歷史上有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進行統治的時期，比如鮮卑（北魏）、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和滿（清）。這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前，都處于比中原漢族低的發展階段，因此當他們進入中原以后，不僅未能改變漢族原有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傳統，反而逐漸接受了漢族文化，由此進一步推動了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

戰國時代，我國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著明顯差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有匯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沒有成功。漢并天下以后，到漢武帝執政時期，經過數十年的戰爭，地方分裂勢力基本被肅清，地域文化也大體上完成了匯合的歷史過程。與這個總的形勢相適應，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共同體才真正形成。這個文化共同體雖然以儒學為主導，但并沒有阻礙其他學派思想文化的傳承發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會通問題。在唐、宋時期，儒、道、釋的融合會通，將中華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