翹楚·高峰聳古今 星光耀中西——紀念湯顯祖、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在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中，包括塞萬提斯、莎士比亞在內的一批文藝巨人，“發(fā)出了新時代的啼聲，開啟了人們的心靈”。2016年，恰值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湯顯祖三位中西方的文學巨匠逝世400周年，自7月15日起，本報《光明文化周末·文薈》陸續(xù)推出了以“‘高峰聳古今 星光耀中西’——紀念湯顯祖、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為主題的6篇系列文章，發(fā)掘他們作品的深厚內涵和獨特價值，揭示東西方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和影響。

董燕生，1937年6月生于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教授，1996年被批準為博士研究生導師。《西班牙語》（1～6冊，董燕生編）獲1992年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材二等獎；2000年11月6日，獲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授予的依薩貝爾女王勛章；2001年9月，譯著《堂吉訶德》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頒發(fā)的第二屆魯迅文學獎1995—1998全國優(yōu)秀文學翻譯彩虹獎；《現(xiàn)代西班牙語》（與劉建合編）獲2002年教育部頒發(fā)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材二等獎”。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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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訶德》插圖 古斯塔夫·多雷繪 資料圖片

中國明代戲曲家、文學家湯顯祖與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逝世于1616年，400年來，他們的作品為一代代的觀眾和讀者所欣賞、喜愛，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瑰寶。三位文學巨匠同處在人類變革時期，作為巨人時代的時代巨人，他們對人性的熱情謳歌，成為歐洲文藝復興和東方人文啟蒙的時代靈魂。《名家》此次推出特別專輯，分別刊發(fā)《“對話”塞萬提斯 “咀嚼”堂吉訶德》（《光明人物》10版）、《湯顯祖〈牡丹亭〉中杜麗娘的生存場域》（《光明講壇》11版）兩篇文章，邀請董燕生、鄒元江兩位教授，就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湯顯祖三位文學巨匠的藝術成就，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等諸多問題進行深入的闡釋和探究，以饗讀者。

《光明人物》版：2016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同樣也是塞萬提斯的逝世日，馬德里市中心酒店的電視大屏幕上，全天候轉播世界各地的讀者閱讀《堂吉訶德》的畫面，場面宏大。您覺得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在中國以及世界有著怎樣的廣泛影響力？這位西班牙的文學巨匠及其創(chuàng)作是如何代表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的？

董燕生：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的序言和后記中再三申明，他的寫作目的在于嘲笑當時風靡西歐的騎士小說。因為在他看來，此類文學作品的內容純屬謊話連篇，藝術上也是荒誕無稽的。

《堂吉訶德》出版后很快就成為暢銷書，立即被譯為各種歐洲語言。但是在17、18世紀，它僅僅被認為是一部諧謔逗趣的杰作。直到歐洲浪漫主義發(fā)端，“堂吉訶德”這一形象才被看作是高尚的悲劇典型，就是說堂吉訶德像一切有高尚追求的理想主義者一樣，不僅不被世人理解、同情、支持、追隨，反而遭到恥笑和摧殘。應該說，這種解讀還是有一定的文本依據(jù)的。

我們且看看堂吉訶德究竟有什么樣的理想（其實也就是塞萬提斯本人的理想）。下面是他在牧羊人當中，對所謂“黃金時代”的向往：

那是多么美好的歲月、多么幸福的時代啊！難怪古人冠其以“黃金”二字。倒不是我們這個黑鐵時代如此鐘愛的黃金，在那個幸運的時代可以毫不費力地獲得，而是因為，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不知道“你的”和“我的”這兩個字眼。

…………

沒有人欺詐行騙、心懷叵測，卻偏偏裝出一副真誠坦率的樣子。法律還沒有脫離自己的正道，誰也不敢依靠恩寵和錢財公然玷污干擾它，不像現(xiàn)在，受到那么多的踐踏、干擾和侵犯。法官的頭腦里沒有一丁點兒任意判決的念頭……（I，10）

請注意這段話中對司法腐敗的批判以及對司法正義的追求。在另外的章節(jié)里，作者借主人公之口，進一步發(fā)揮了這方面的理念。桑丘潘沙就任海島總督之前，堂吉訶德對他進行了一番忠告：

要秉公執(zhí)法；窮人的眼淚固然值得同情，可也不能忽略富人的申訴。不要管富人如何送禮許愿、窮人怎么苦苦哀求，你該做的就是查明真相。

當然應該而且必須公正無私，但也不能對罪犯過于嚴酷；執(zhí)法如山固然可嘉，可與人為善更易揚名。寧因惻隱之心低垂權杖，也不為金錢財貨貪贓枉法。

要是不巧趕上裁決你的某個仇人，你必須捐棄前嫌，據(jù)實宣判。事關他人，不要被一己的私情蒙住眼睛。一旦出現(xiàn)這種失誤，大多不可挽回；如想補救，必將損名又破財。

…………

對于被判服刑的人不該惡言相辱；他獄中受苦已經(jīng)夠倒霉了，何必再加上狠狠呵斥呢！（II，42）

再看看書中關于完美人格的界定：

有的人踏上雄心勃勃的坦途，有的人攀登趨炎附勢的階梯，有的人依靠偽善狡詐的手段，有的人虔誠敬神走向天國；而我，由福星指引，選擇了游俠騎士的崎嶇小徑；為了事業(yè)，家業(yè)財產(chǎn)可以棄置不顧，但是名譽不容分毫有損。我救助過困厄之人，匡正過不義之舉，懲戒過狂徒，戰(zhàn)勝過巨人，摧毀過妖魔。我滿懷綿綿情思，因為所有的游俠騎士都必須是情種。我盡管繾綣纏綿，卻絕非那種輕薄之輩，而是心神向往、恪守禮儀。我從來都是一心向善，設法有利于天下，而絕不加害于人。一個這樣想、這樣做、這樣律己的人是否就應該被稱作傻瓜白癡，還請公爵及夫人二位貴人明斷。（II，32）

即使在今天，在所謂的世俗功利主義觀念中，又何嘗不是把這種品格高尚的人看作白癡、傻瓜、瘋子呢？

由于篇幅限制，我不能舉出更多的例子，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盡管塞萬提斯提筆時，目標定的很有限，但在寫作過程中，他不可避免地會把自身的人生感悟融入作品。而塞萬提斯自己恰恰是一個追求高尚、人品超群、知識淵博、閱歷豐富的人，于是便身不由己地借書中人物之口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遍布書中各處的這類擲地有聲的至理名言，通過一個虛擬的瘋子之口說出，而且語氣莊重嚴肅，在當時污穢惡濁的社會氛圍烘托下，便發(fā)揮了一箭雙雕的效果：一方面，莊諧反差，增添了小說的戲謔色彩；另一方面，善惡對比，凸顯了作者驚世駭俗的良苦用心。

塞萬提斯是一位深受歐洲文藝復興風潮影響的文人。大家知道，這場思想文化運動吹響了人類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號角，意欲同彌漫著愚昧、專橫的中世紀徹底決裂。當時的有識之士迫切希望把人們從神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充分調動人性對真善美的追求，從而作為大寫的“人”，自由而豪邁地矗立于天地之間。

塞萬提斯借堂吉訶德的形象勾勒出的高尚品格，恰恰是他對世人的熱切期許，因為那是創(chuàng)建一個平等、自由、和諧的新社會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光明人物》版：您以前提到過中國和西班牙的文化交流處于一種“入不敷出”的狀態(tài)，目前中國方面翻譯西班牙語的能力還不強，西班牙方面懂漢語、研究中國文化的漢學家也很少。這些都限制了中國文化在西班牙的傳播和推廣。今年恰逢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您覺得如果以此為契機的話，該如何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董燕生：要想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固然離不開高質量的翻譯隊伍。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迅速、持續(xù)地提高當代中國文化的質量和吸引力。否則，翻譯家人數(shù)再多、水平再高，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光明人物》版：以前關于您的一篇報道中提到，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選擇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西班牙語專業(yè)，從而結下了與西班牙語難以割舍的‘半生緣’。”您能否講一下當初選擇西班牙語的初心，那又是一段怎么“偶然”的經(jīng)歷呢？

董燕生：我估計，大概所有人的生活軌跡恐怕都是許多偶然性串聯(lián)起來的一條千回百轉的曲線。西方哲學所謂的“自由意志”只能是一種遐想。你的任何抉擇必然會受到客觀環(huán)境中諸多因素的誘導或牽制。

我的高中階段恰逢中蘇關系的蜜月期，再加上俄國文學的高質量和豐厚遺產(chǎn)，所以便產(chǎn)生了學俄語的念頭。后來，老師建議我報考當時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我聽從了，并且考上了。報到的時候跟我一起的高中同學說他想學西班牙語，我便不假思索地說，那我就隨你吧，至少不會感到孤獨。

對于西班牙這個國家我還多少知道一點皮毛的東西，比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比方斗牛和弗拉門戈舞。不知道為什么，這個國家的山川景色和民風民俗都散發(fā)著某種浪漫氣息，而這也正好符合我的秉性。于是，我的未來便這樣定下來了。

《光明人物》版：在以前接受的采訪中，您曾提到過在北外學習西班牙語的日子，條件不可謂不艱苦，可是從您的言談話語里，我們并沒有感受到遺憾或不滿，反而是慢慢地咀嚼與回憶。相信在您的記憶中，在北外的那段學習時光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您現(xiàn)在還能否回憶出幾件有意思的往事呢，關于師長，抑或關于摯友？

董燕生：回憶起那段時光，心情五味雜陳，很復雜。不可否認，那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階段，因為它是我為日后安身立命打下堅實基礎的時期。然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人們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壓力，而且把人際關系搞得非常緊張。不過，還是給我留下了不少值得珍惜的回憶。

先說中國老師。其實，他們比自己的學生大不了幾歲，剛剛離開課桌就踏上了講臺。但是，他們那種兢兢業(yè)業(yè)的精神從那時起就一直是我的楷模。更重要的是，他們能跟我們真誠相處，其中有幾位更成為我們的密友。

后來，由于工作調動，大家都分散到不同單位，很少見面，但只要有機會聚在一起，還是跟當年一樣親熱。

再說外國老師。其中，馬利亞·列塞亞是我最敬重的老師之一，她生前我們始終保持著聯(lián)系。我在西班牙學習和工作期間，只要有機會就一定去拜訪她，在她家小住幾天，一起翻看舊相冊，回憶當年的種種瑣事，當然更經(jīng)常海闊天空地“神侃”，兩人都感到十分愜意愉快。

馬利亞·列塞亞說，在她顛沛流離的前半生，走過世界上不少國家，教過不同種族的學生，但是，只有中國使她終生留戀，只有中國學生一直跟她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

她最欣賞形容中國人性格的一個比喻：熱水瓶。她說，你們中國人確實不像西方人那樣張揚外露，整天把“我愛你”掛在嘴上，可是你們心里對人的那種情誼是深厚綿長的，只有長久跟你們真誠交往的人才能體會到。

至于同學，時至今日，我一直通過各種方式跟不少當年的同學保持著聯(lián)系。當然，關系最近的還是當年一塊留校當教師的那幾位。可以說，我們是肩并肩一起長大的兄弟姐妹。時不時總得想方設法找借口聚一聚，經(jīng)常半開玩笑地議論如何合伙養(yǎng)老的事，因為大家畢竟都是八十來歲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