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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積極的財政政策更積極把防風險的網織得更緊
展望2016年經濟工作,筆者認為,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要按照“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增強持續增長動力,打一場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的殲滅戰。
要讓積極的財政政策更積極,為穩增長提供強勁資金動力。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安排的財政赤字率雖較2014年的2.1%提升至2.3%,但仍低于3%的國際警戒水平,繼續擴大財政赤字勢在必行。央行可利用閑置資金增發專項國債或特別國債。籌集的資金既可用于補充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也可直接用于公共投資,實現從寬貨幣到寬信用的轉變。先針對諸如交通、水利、棚戶區改造、城市地下管廊等需要中央牽頭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發行專項國債,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及偏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
從地方角度來看,堵后門之后要開好正門,提高地方債發行額度,并做好相應配套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債券融資成本低,一般不存在期限錯配問題,可適度擴大規模。除了3.2萬億元解振的地方置換債,相比較美國一年近2萬億元解振的市政債規模,2015年我國地方債券6000億元解振的發行額度規模偏小。當然,釋放出更多的地方債用于增量項目建設的同時,配套改革必須同時推進,進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透明度,盡快編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
讓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力度,必須進一步“放水養魚”:降稅減費有助于減輕企業負擔,增加勞動者的邊際收入,幫助企業渡難關、調結構、增后勁;提高資本的邊際回報率,增加企業家固定資產投資與科研投入的意愿;從需求端看,降稅減費增加了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門相對于政府而言使用資金更有效率。
當前企業、銀行都存在負面預期,唯有以“超預期”手段來為企業和市場“減負”,才能正向引導企業和市場預期。一是對于新興行業和高科技行業,尤其是高端裝備制造類行業,鼓勵企業加速固定資產折舊,減輕稅收負擔,為創新發展拓展空間,堅決不能給鳥的翅膀拴上鐵塊。二是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由分類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現行個人所得稅按收入來源劃分為11類,并按相應的扣減額與稅率計征,淪為“工薪稅”,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在實施全面二孩的條件下,可對部分所得項目實行綜合計征,將納稅人的贍養撫養、按揭貸款等家庭因素計入抵扣范圍,補齊民生短板,推動房地產市場去庫存目標任務的實現。2014年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3%,這項改革對于財政收入影響不大。三是降低進口高檔商品的消費稅,進口高端生活類商品除需要繳納指定進口關稅外,還需繳納17%的增值稅以及30%的消費稅。可考慮分類分級調整進口商品消費稅,把1萬億元的境外消費更多留在國內。同時,在自貿區和主要城市開設免稅商店,倒逼中國相關企業轉型升級。
需構建與現代金融制度相適應的監管框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近來頻繁顯露的局部風險,特別是今年中期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表明,一個措手不及的金融風險爆發很容易蔓延擴散,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環節。要統籌協調“一行三會”功能,在現有框架上成立“金融改革與穩定領導小組”,加強對金融風險預案的研判與應對,堅決守住不發生區域性風險、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著力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投資功能,優化企業債務和股本融資結構,著力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在股市異常波動之后,推進股票注冊制和債券發行交易制度改革的進程不能變,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完善退市制度、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改革不能變,形成包括場外、場內市場的分層有序、品種齊全、功能互補、規則統一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改革不能變。
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更好地發揮開發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促增長、調結構方面的作用,加大對經濟重點領域、薄弱環節支持力度。
推進高收益債券及股債相結合的融資方式。鼓勵發展眾創、眾包、眾扶、眾籌空間,發展天使、創業、產業投資。創新間接融資服務科技創新方式,銀行與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機構投貸聯動。防范基于P2P、眾籌等平臺帶來的非法集資風險。
深化農村金融改革,鼓勵國有和股份制金融機構開拓“三農”和小微企業市場,提高農村信用社治理水平和服務能力。發展能夠高效便捷低成本地提供融資、匯款、結算和支付等基本金融服務的各類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依托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擴大中小企業各類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及集合債、私募債發行。支持并規范移動互聯支付、小額貸款等創新性、專業性、社區性金融業態發展。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內部控制委員會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
編輯:劉文俊
關鍵詞:積極 風險 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