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贊諾夫是俄羅斯電影藝術的常青樹，他的藝術生涯長達66年，其間創作了10余部文獻紀錄片和近30部故事片，其中大部分是反映當代普通人生活的喜劇，這為他贏得了大量的觀眾和榮譽，在俄羅斯他被譽為“喜劇教父”、“每條狗都認識的人”。

一周之前，俄羅斯電影大師艾利達爾·梁贊諾夫剛剛度過自己的88歲生日，昨日聽聞他離世的消息，頓感惋惜，過了幾秒鐘，腦海中浮現出他于1991年拍攝的影片《天堂》中的一個鏡頭：一隊老人在樹下緩緩地走著，抬起頭，發現費佳突然飛了起來，他一面向上升一面放聲大笑，高喊著：“再見啦！我感覺很好！這就是幸福！”每每看到此處，觀眾都會潸然淚下。

梁贊諾夫是俄羅斯電影藝術的常青樹，從16歲考入蘇聯國立電影學院，到82歲執導最后一部影片《音樂人生》，他的藝術生涯長達66年，其間創作了10余部文獻紀錄片和近30部故事片，其中大部分是反映當代普通人生活的喜劇，這為他贏得了大量的觀眾和榮譽，在俄羅斯他被譽為“喜劇教父”、“每條狗都認識的人”。退休之后，梁贊諾夫仍筆耕不輟，在位于瓦爾代的鄉間別墅中寫下了大量詩歌和短篇小說。

在中國，梁贊諾夫的影片無疑也是最受歡迎的，甚至對于中國本土電影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蒙意義。在此之前的蘇聯電影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大多只關注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追求宏大的場面和崇高的精神。梁贊諾夫登上影壇的年代，政治空氣趨向緩和，他率先把目光投射到普通人的身上，同時發揚了俄羅斯深厚的喜劇傳統，把諷刺和抒情結合得天衣無縫。這些充滿生活氣息的影片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陸續被譯制成中文，在電視臺播放，觀眾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他的忠實追隨者。當時中國人也剛剛開始放眼世界，重新關注自身的處境，重新建立生活的坐標，梁贊諾夫的影片恰逢其時，為中國觀眾提供了現實的參照和想象的對象。

比如《辦公室的故事》，先不說劇情，僅僅是展現“機關日常生活”這一點，就能吊足觀眾的胃口（那時衙門里的事兒還是禁忌話題，但往往又是大家八卦的焦點）。對于成年觀眾，梁贊諾夫的“愛情三部曲”（《命運的撥弄》、《辦公室的故事》和《兩個人的車站》）有著戀愛教科書的“浪漫”意義；對于青少年觀眾，《意大利人在俄羅斯的奇遇》的魔力簡直無法抗拒，為此很多人專門跑到北京動物園去看獅子，幻想著獅虎山下也埋著寶藏。這些家喻戶曉的影片自然也成為中國電影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從陳佩斯的喜劇電影，到馮小剛的賀歲片，很難說其中沒有梁贊諾夫的影子。

基于善意諷刺的幽默感正是梁贊諾夫影片的靈魂。在俄語中，他的很多影片都被冠以“抒情性喜劇”的標簽，顯然跟當代都市舞臺上的“爆笑喜劇”“無厘頭喜劇”“減壓喜劇”有著本質的不同。在《毫無根據的答案》一書中，梁贊諾夫寫到“很遺憾，幽默變老了，將要死去。我所謂的幽默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而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產生的那種特有的幽默。”

進入90年代，蘇聯解體之后的十來年，俄羅斯影業幾近崩潰，很多導演不得不提前“下課”。而梁贊諾夫仍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這一時期也是他電影生涯的第二個高峰，其中《天堂》和《老馬》延續了以往作品對于普通人的關注，不過與早期的代表作相比，多了些許的悲涼和哀婉，畢竟蘇聯解體給俄羅斯人民的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

雖然梁贊諾夫的主要成就是在電影領域，但他的很多作品在拍攝電影之前，都是先在舞臺上與觀眾見面的，比如他親自參與編劇的《命運的撥弄，或蒸得舒服！》《辦公室的故事》（原名《同事》）和《車庫》，以及改編的《殘酷的浪漫史》《親愛的葉蓮娜·謝爾蓋耶夫娜》《臥室的鑰匙》等。對于這些劇作，中國觀眾也不陌生。《命運的撥弄》早在1987年就由中央實驗話劇院搬上舞臺（導演文興宇，主演韓童生、馮憲珍等）；1989年人藝排演了他的《車庫》（導演夏淳、顧威）。

近期，《辦公室的故事》也將首次登上中國的舞臺，導演亞歷山大·庫金在來華執導本劇前夕，曾與梁贊諾夫通了電話，梁贊諾夫得知此事非常高興，并預祝中國演出取得成功。不想，他沒能等到這一天。不過，放映他的影片、排演他的劇作，不正是對他最好的懷念嗎？

□崔文嵚（演出策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