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只有走向人民，才能真正熱起來

——讀《黃東成文集》

作者：王志清（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

黃東成先生雖已是耄耋老人，從事詩歌創作有七十年，但他精神依舊、詩興依舊、詩觀依舊。新版的三卷本《黃東成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精選了詩人近十幾年來的新詩、散文隨筆與文藝雜談，可以鮮明讀出詩人詩性與思想“在迸發”的狀態。

文集中收錄的詩，都是詩人后期的作品。黃東成的詩均具有鮮明時代印記，他自覺地將自己的詩應和時代節律而匯成時代旋律。誠如詩人吳奔星評論說，黃東成的詩總是以強烈的時代感迫使讀者跟蹤他所走過的腳印，傾聽他所感受的聲音。

讀黃東成的作品，有一種突出感覺，即他的“在場”意識特別強，或者說，他有著強烈的現實存在感，強調詩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合適站位，而他也在對人類文化精神與文化經驗的反映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標。因此，他的詩文首先表現的是自己與時代精神、民族經驗所發生的密切關聯。其實，中國現實主義詩觀一直就倡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詩人的使命與職責，即在于如何承擔與解釋個我與時代、現代的關聯。西方詩論家艾倫·退特在其《詩人對誰負責》文章中也指出：“詩人的任務本來很簡單，那就是反映人類經驗的真實，而不是說明人類經驗應該是什么——任何時代，概莫能外。詩人對誰負責呢？他對他的良心負責……”真正的詩人，是歷史進程的書記官。新詩如果只是關注我們生存的世俗現實，而不關注非現實的精神世界，他的詩也就只能滯留在所謂的“實在性”上。黃東成始終堅持著這樣的觀點，新詩的現實主義應該體現在精神價值上，表現出民族的內在精神氣質與憧憬，表現出積極向上的精神旋律。

新詩的出路在于向傳統學習，這顯然不是一個需要求證的問題。如果新詩一味對西方詩歌盲目崇拜，背離中國最值得驕傲于世的古代經典詩歌的正道，那么只會導致新詩趨于理性化與神秘化，從而斷裂了與傳統的聯系，新詩的道路將越走越窄。黃東成尤為注重對詩歌傳統的傳承與發展。他的《謁李白墓》是一首百行長詩，詩在第五節中寫道：“你黃土覆蓋的墓頂，/長滿蓬蓬艾草，/據說唯你墓上的艾草可以入藥。/憑著你的仙氣，/能夠醫治頑癥，/治軟骨病，/治僵化病，/治靈魂霉變病，/治惡性西化病……/我虔敬地摘一株艾草走出墓地，/我要用它治療我的詩情，現代新詩必須扎根民族基地。”面對新詩口水泛濫和淺表文字狂歡的折騰，面對一些新詩的詩性與詩意的流失，他旗幟鮮明，堅決反對那些輕率地否定我國幾千年古典詩歌傳統的“偽現代派”詩人，大聲疾呼“現代新詩必須扎根民族基地”。

新詩是人類高貴精神的神圣器皿。然而當前一些詩人一味搞能指滑動、零度寫作、文本平面化的激進實驗，對詩歌沒有敬畏心。黃東成是個老詩人、老編輯，還是個為捍衛詩歌尊嚴而戰的斗士。他一向堅持：“詩還是應該讓人看懂的。詩歌如果不能將讀者的心靈撼動，便不能稱其為詩了。詩不是語無倫次的囈語，不是巫術，不是箴言，縱然描寫夢境，詩人卻必須格外清醒。”“讓人一覽無余的詩，并不一定是好詩，下決心讓人不懂的詩，必定不是好詩。”“新詩只有走向人民，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熱起來。”

讀黃東成的詩，讓我認識到，詩人應該是一個回到生命本真的人，進入澄明之境而童心燦然的人，精心呵護人類良知和尊嚴的人。詩人的使命是提升詩歌精神品級，強化詩性精神而培育博大情懷與高貴心靈。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0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