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

為期兩天的全國詩歌座談會，近日閉幕。座談會以回顧和梳理了中國新詩百年、新中國70年詩歌創作的歷程與成就，為新時代詩歌創作凝聚新的思想與力量。

新時代說來就來，像金風送爽般一下子金燦燦地撲到了我們的眼前，而且并不打算駐足，一往無前地繼續前行了……

什么是新時代？它包含了什么內容？它的意蘊是什么？它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我們身臨其境，勞動生息，創造未來，又該以怎樣的姿態面對現實的生活？尤其作為詩人，該以一種怎樣不俗的、先鋒的姿態，投入創造中去？

一場語言的革命與創新

這里我提到了一個“不俗的、先鋒的”的概念，是因為詩當然必須是“不俗的”與“先鋒的”。古今中外的經典詩歌，事實上都是從俗世升華出來、具有精神含量與精神指向價值的佳作。用心研究《女神》《死水》等作品，我們會發現，所謂的“百年新詩”，是發軔于因1840年鴉片戰爭的蒙難、蒙羞、蒙恥，憤然而起的產物。換句話說，新詩是一股子內省之力撞擊后幡然醒悟的巨大內驅力的結果，是伴隨著知恥而后勇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而誕生。再換句話說，催發新詩誕生的內在與本質的推動力，實際上就是一種求變、求生存、求發展、求革命、求新生的文學表達。新詩就是尋求革命的一種詩性表達形式。它實質上仍然是革命本身，是伴隨著思想的大革命而來的一場語言的革命與創新。

弄清楚新詩原初的動力與最初的來路之后，我們再翻檢一下百年新詩的歷程，俯察一下當下新時代新詩的現場，抬頭看看未來要走的前路，就能清晰地看到：歷史、現實與未來，一以貫之，別來無恙。

向前的路，或洶涌澎湃，或激流暗涌，跌宕起伏，苦難風流。它的邏輯是歷史的邏輯，它的發展是歷史的發展，而它的未來也必然是歷史的未來。那么，我們的當下又如何呢？上接著天，下連著地，也理所當然是歷史的現實，或還可以說是現實的歷史。鴉片戰爭帶來的窩心、痛心與戳心的經歷和往事，折磨著、熬煎著中國人的靈魂，用“之乎者也”，根本無法表達那種痛不欲生與起死回生、要憤然而起的生命渴望。我倒并不認同，新詩是有責任、有擔當的一代精英內心深處龐大無涯的創痛，造就了火山爆發般創造語言奇跡的力量。我認為，新詩是所有具有良知的中國人，面對如此劇痛之時，必然要發出的亙古未有之吼叫，所引發的大面積心靈共鳴的產物——是《女神之再生》、是《鳳凰涅槃》、是《爐中煤》之灰燼的哭泣、是《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用盡洪荒之力的吼叫，轉換成詩意的行云流水，所造就的新詩。

如果允許我繼續浪漫地表達，那么我會這樣說：新詩的誕生，是心靈的大地，瘋長出的一片充滿新希望的遼闊原野。原野上每一粒種子的茁壯成長，都孕育著無限的希望。無數的種子、無數的希望在無盡的原野上茁壯成長，只有前路遠方，沒有退路彷徨。這種向著四面八方奔馳、無涯無盡的新希望，催生出中國的新詩。

詩意地棲居正在變為現實

轉眼之間，一百年又過去了。我們生逢盛世，趕上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但是，在我看來，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所蒙之難、所蒙之羞、所蒙之恥，并未因歷史的前行而替我們昭雪，更未替我們根除縈繞在心頭的痛疼。事實上，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一直都明晃晃地擺在我們眼前。我們的命運要避免重蹈覆轍，就決不能忘記過去，“培根鑄魂”的使命一刻也不能松懈。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來思考新詩創作該如何面對當下的新時代。

俯察新詩百年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所有能夠流傳下來的名篇佳作，都與新詩最初誕生時有著同樣的特征，即：與我們民族命運的跌宕與創痛緊緊相系。在我看來，新詩的幾個重要發展時期，都是在中華民族命運生死攸關的緊要轉折關頭獲得發展的。如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誕生了以郭沫若為首的一群詩人；抗戰時期，出現了光未然、田間等一批詩人；新中國成立后的前50年，涌現出艾青、郭小川、賀敬之等大批詩人；進入新時期后，迎著八面來風，思想解放，“萬類霜天競自由”，更是出現了“崛起的詩群”和開一代詩風的“新邊塞詩人”，他們陽剛雄健，一掃隱晦艱澀的表達，和著改革開放的強勁勢頭，在剛剛崛起的山岳上，奔騰而出一個蔚為壯觀的詩歌“野馬群”……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詩歌新時代，是進入21世紀后，尤其是中國人從站起來邁入富起來的這個時段，新詩的發展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期——寫詩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的詩歌活動此起彼伏。可以說，如此之大的詩歌創作群體的涌現，正暗合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精神。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正在變為現實。

這種經由本心的自由創作，的確夾帶著新鮮的氣息、個性的氣質和自由的意志。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巨大的寫作群體，并且與過往的寫作者都不盡相同。

自1977年恢復高考后，已有這么多屆大學生畢業并分配在全國東西南北中各個角落。他們的知識結構，不再是單一的古代文化與粗淺的現代知識，而是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他們是在打開國門之后，成長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新一代。他們有較為開闊的視野，和不俗的現代文明理念。當然，他們不可能人人都寫出名篇佳作，但他們對什么是真善美、假丑惡，什么是現代藝術、什么是先進思想，我以為有著自己獨特的鑒賞能力。

當民族的文化素質逐漸提高的時候，其審美水平也同樣會提高。與此同時，世界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多樣。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我們來討論新時代新詩的創新之路該如何邁步向前。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該如何表達新時代？如何理解“以人民為中心”，并在創作實踐中深入而又寬闊地表達這個中心？這些問題不僅重大，而且還有些急切。而要獲得一個適應它的“不俗的、先鋒的”姿態，我以為也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動人的詩篇永遠在孕育

好在，歷史不會中斷，動人的詩篇永遠在孕育。喧囂與浮躁下的沉寂不會長久，“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對人們內心的撞擊與激勵如此強大，由此而引發的創造激情，我相信，也一定恢宏壯闊。

那么，具體到每一位詩人，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去理解時代、理解人民，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好我們的詩歌呢？為此，我試著歸納出以下幾點想法，既是一種拋磚引玉，也是為自己尋找一個出路。

首先，從世界與歷史的大格局上思考，沒有亡國滅種的危機，就沒有復興圖強的偉大。同樣，新詩的創作，我以為更要堅信歷史與現實的因果關系。沒有因就沒有果。中華民族有過周秦漢唐世界之巔的燦爛輝煌，也有過1840年鴉片戰爭及以后許多年里不堪回首的奇恥大辱。

我們今天所說的偉大復興，接續著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想，和中國共產黨為解放全人類而奮斗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的艱難行進和改革開放的40年，讓中國找到了復興圖強的道路。這是從無數次的挫折與歧路上走過來的，其中包含著歷史發展前進的必然趨勢。

循著這個世界大勢和歷史邏輯，追尋百年來中國人民前仆后繼的熱血豪情，一部中國近代史、一部中國革命史，就重合疊壓著展現在我們眼前，磨難歷險，上下求索，百折不撓，不忘初心……

我們說，詩歌是審美的創造，是對人性的審美表達。這段歷史中眾多上下求索、百折不撓的仁人志士，他們的思想感情是怎樣的？歷史是如何由這些血肉俱足的人來推動的？他們是如何把握歷史的必然趨勢的？在無數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與歷史時空中，有哪些人物、事件與時空，需要審美創作的觀照與干預？還有哪些人物、事件與時空，需要更深入地表達出豐富多彩的人性與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錚。

在我看來，這些塵埋于歷史的人物、事件與時空，是極其寶貴也是極其陌生的，其中蘊藏著豐富的人性光華和推動歷史前進的真諦。把它們提煉出來，不僅是民族精神的需要，也可為人類文明提供一份樣本。我們的前輩詩人如郭小川等等，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相比之下，我們今天的詩人在這方面做得實在是太少了。

所以，我想說：要堅信歷史的因果關系，摒棄歷史虛無主義，堅信所有沒有被我們深入挖掘過、發現過、思考過的歷史，都是詩歌創作的處女地。

我們的歷史中蘊藏著偉大的史詩，它正等待著真正有才華的詩人去書寫。我還堅信，所有有能力、有智性、有才華的創造付出，都是有報償的。過去如此，有古今中外流芳百世的經典為證；未來如此，有我們的子子孫孫為證。

我期待著新的創造，呼喚新的創造。偉大起于平凡，走在前列的先鋒詩人，一定會與孤獨寂寞相伴；他們在各自的平凡歲月中，一定能寫出不平凡的作品。

將生活的“表與里”統一起來

其次，我們要從“表與里”的統一上，來認識現實、理解生活。當下的新詩創作非常繁榮，而且大有繼續繁榮發展的趨勢。

從表象看，的確令人欣喜。但是，我們要有把握和引導它向更加深入的方向發展的能力。2017年春天，貴州省詩人協會在省委辦公廳和省作協的領導下，啟動了“舍不得鄉愁離開胸膛”長詩創作。他們組織20位省內的優秀詩人，由老詩人李發模帶隊，用6個月時間深入到村、鄉、鎮、縣，去挖掘塵埋在生活中的富有現代意義的素材。這20位詩人本來就是當地人，再集中精力更深一層地去體驗與感悟，結果他們中的每一位都寫出了3500多行的長詩——不僅寫出了自己的詩意生活，更令人驚喜的是，還搶救出祖祖輩輩口口相傳的往事和村、鄉、鎮、縣的歷史。出版后，深受當地村民的喜愛。

這20位詩人中，除李發模是“詩壇老黃忠”外，其他都是名不見經傳的新人。他們的詩歌創作，沒什么條條框框束縛，大膽地將自己所有的才華傾囊而出。開筆就是3500行以上的長詩，還真寫出了他們腳下被詩歌忽視了千百年的土地上的傳說與故事……這樣的詩歌創作，超越了釆風式寫作，將著力點放在村史、鄉史、鎮史、縣史的深處，并把個人的成長史和成長感受融進了詩行，這就將生活的“表與里”統一了起來。我當然不敢斷定他們的創作是百分百的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創作的方向是有價值的。他們將隨時可能消失的鄉村土地上的生命體驗和生命史，以詩歌的方式搶救出來——這就足夠了。

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專業委員會主任、詩人葉延濱和我，有幸受貴州詩人協會邀請擔任創作的指導工作，我們先后參與了他們組織的10余次“詩寫脫貧攻堅”活動。又一次，詩人們把目光與力量凝聚到普通老百姓，以及為老百姓脫貧而奮斗的工作者身上。在我看來，這正是承繼了中國作家、詩人沉入現實生活的優良傳統，也是產生名篇佳作永恒的土壤。一如當年夏衍寫《包身工》、老舍寫《月牙兒》《駱駝祥子》、艾青寫《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等，他們沉入底層、沉入時代的深處，書寫出樸素但真切、平凡但堅實的作品，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和喜愛。

事實已然告訴我們，這樣的寫作，在文學史上未必不能有貢獻。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柳青的《創業史》、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文學作品，當年都是這樣寫出來的。貴州的詩人們，把創作思路“扎根”于自己生活的土地、這塊土地上生活著的最平凡的人群，以及為老百姓更美好的生活而奮斗的工作者，進行誠懇而真實的書寫。我認為，較之浮光掠影式的創作，這樣的書寫，超越了生活的表象而進入生活的內里。毫無疑問，這是具有文學價值的。那些投入創作的詩人，可以說就是我們詩壇當下的先鋒。而他們的創作經驗，是值得我們肯定與學習的。

暢達表達呈現出的飽滿思想

第三點，我認為藝術創作沒有先后，先鋒并不意味著先進，后退也未必就是倒退。在認知上，我以為要超越“先與后”之爭，關鍵要從真實的生活中找到積極的因素，去粗取精，發揚光大。青年詩人戴濰娜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道：“在每一個巨變的時代里，兩種人物往往會很突出：一類是先驅，一類是遺老。”這“兩種人”之所以突出，我以為“先驅”身上有新的精神，固然可貴，但也有冒險失敗、誤入歧途、作無謂犧牲的可能；“遺老”雖趨于保守，但保守中往往含有經過時間檢驗并證實是不能丟棄的珍貴精神。換句話說，這兩種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和需要我們警惕的東西。沒有絕對的好與不好。

我在陜西周原博物館參觀時，不僅為那里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盤、大克鼎等重器感到震驚，就連車馬器中的小飾件——銜（按在馬頭上的青銅標志），我認為也不比今天那些名車上的標志（Logo）差。要知道，那是3000年前就創意、制作并廣泛應用的東西。故步自封要不得，妄自菲薄同樣要不得。所以，我始終認為，藝術創作沒有先后，創作即先鋒。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藝術創作，關鍵是，要脫離別人經驗的束縛，進入任何人都未曾表達過的陌生而寬闊的境界。

這里，我想以教授詩人臧棣為例來說一說。我關注臧棣的詩歌創作很久了，他對語言的想象與運用，有一種挑戰陌生的奇特立體感和質地的自然感。他仿佛一位不顧一切的試飛員，極盡所能地鼓動語言的翅膀，在天空沖刺、翻滾、做各種特技表演，挑戰語言空間的極限。在我看來，這位名校教授，為誘發漢語新的活力與可能性，以舍身飼虎式的身體力行，不怕失敗地大膽嘗試與探索。論及文本的先鋒性，我以為在所有探索詩歌的寫作中，臧棣毫無疑問是非常先鋒的，而且是走得非常遠的先鋒。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種試飛式的文本，并不是實戰的經典范例。臧棣探索的先鋒模范作用，或許可以為實戰的經典提供成功的可能，但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經典。真正實戰意義上的經典，需要表達人類情感“體溫”的變化多端、微妙精致。與此同時，還需要有表達的極致性，痛快淋漓，行云流水，沒有令人費解的疙疙瘩瘩，只有暢達的表達所呈現出的飽滿思想，在具有詩意價值的人物、事件中閃耀著的永恒光芒。

這種經典一經誕生，就是永恒的經典。它包含了試驗與探索的經驗，并且超越了試驗與探索的種種不確定性。它一模成型，即成經典。而這樣的先鋒，與試驗的先鋒是不一樣的。它是入世的形而下，是屬于大眾的；試驗的先鋒是超越凡塵的形而上，屬于小眾，但確實對語言的發育提供了多種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先鋒，而且為形而下的先鋒，一直默默貢獻著語言的參照和珍稀的成果。它如同挑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一直在與陌生戰斗，無始無終……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代，我堅信語言的大變局也會應運而生。因為，語言的革命與時代的革命，永遠是一母所生。

最后，我想再說兩句：雖然，時不我待，但我還是要說，別著急，沉下心。畢竟，進史入冊，是百年以后的事兒，不是趕馬車、搶繡球，誰先趕到誰先得。

要我說，心有恒定的詩人，關心的是自己的靈魂、自己的人格構建以及自己還有多少創造力。至于在史冊上有沒有名字，那是多久以后的事情啊？完全沒有必要去在意！話說回來，真寫出了名篇佳作、傳世經典，那誰也擋不住、埋不了。屈原、李白、蘇東坡……哪一個不是像咱中國的高鐵、港珠澳大橋、特高壓？那都不是急火火地急出來的，而是長時間默默干出來的。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語言革命與新詩的創新之“變”，沒有天馬行空、掀天揭地的思想力、想象力、創造力，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我說，什么是新時代詩歌創作真正的先鋒？真正的先鋒，一定是如入無人之境的先鋒，他們長久而沉默地扎根生活的大地，獨木成林。我相信能夠載入文學史的詩人，無一例外，都是這樣的人。而且，他們不會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