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號稱詩國，但進入新世紀以來，詩國的新詩與舊體有各執一端、分道揚鑣的傾向。一些新詩人強調新詩的自由，自由到誰都看不懂的程度。正如詩評家謝冕先生所說：“對當前詩歌總體評價我和大眾一樣，詩歌界不能提供大眾心中的詩歌，大眾失望，我有同感。詩歌界認為新潮就是好，一味讀不懂就是好……”（見《人民日報》海外版）。舊體詩創作呢？有些詩人特別是有些刊物又過分強調格律，不得越雷池一步。他們雖然也同意“求正容變”，但實行起來卻只求正，不容變。究其原因，都是正確創作方向的迷失。文藝創作的根本，是為人民大眾，是以人民大眾為中心，為人大眾服務的，只有這樣才能為大眾所歡迎，所熱愛。否則大眾看不懂，即使看懂了，詩寫的那些東西又與他們毫無干系，他們怎么會喜聞樂見呢？同樣的，舊體詩若一味追求格律、死守平仄，則會造成藝術性的缺失，從而影響限制了詩思想性的發揮，同樣會受冷遇。所以，無論新詩還是舊體詩，都應與時代同行。

新詩與舊體詩都應融入時代的主旋律，都不應以“自我撫摸，小天地、小格局、小憂愁、小喜歡”為追求。舊體詩則更應避免大而空、概念化和標語口號式。目前，一些人對舊體詩創作的誤解、誤判，也會影響舊體詩的創作與創新。

對舊體詩的一個主要誤解是：“古代詩用文言寫”，而“現代人沒有文言寫作的習慣，沒有古典文學的背景與素養，寫成老干體、民歌體”，所以便“不主張現代人用舊體詩形式寫作”。首先，古代詩歌并非全用文言寫，流傳至今，人們耳熟能詳的詩幾乎全用當時的口語，即當時的白話亦即凝練了的詩性語言寫成。例如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渙的《涼州詞》《登鸛雀樓》，李白的《靜夜思》《早發白帝城》，杜甫的《登高》《登黃鶴樓》，等等，都明白如話。即便其中有文言的成分，就像今天的白話也兼有文言的成分一樣，其“文”也已被“白”化了。因此，以此為理由反對用舊體形式創作，不成立。事實上，在新詩快速發展的同時，舊體詩也在繼承的基礎上快速發展，其成就并不亞于新詩。其中又以魯迅和毛澤東的舊體詩創作為先導，為典范。其他如柳亞子、郁達夫、聶紺弩、啟功以及從新詩轉為舊體的臧克家、賀敬之等文化名家的舊體詩，和李大釗、惲代英、夏明翰、吉鴻昌等革命烈士的舊體詩，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說明舊體詩還是有很強生命力的。當然，它也需要不斷地改革創新，以保持其生機與活力。但改革創新，不是“革命”，不是革掉格律的命。詩的格律是束縛，如果死守，它就是手銬腳鐐；如果活用，它就會大大增強詩的樂感，并使詩精練。這種精練就如同被壓縮的彈簧，被捆綁的炸藥，會產生更大的爆發力。這就是毛澤東詩詞具有超強張力的原因之一。總之，新詩和舊體都應在改革創新中發展，并在發展中取長補短，比翼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