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4月15日電 （記者 徐艷紅）近日，國家發改委官網發布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明確，今年要突出抓好在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100萬至300萬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輿論關注，有媒體將其稱之為“戶籍制度大變局”。那么，本次戶籍制度大變局意義何在？還有哪些需要注意和完善的地方？有關專家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戶籍制度全面松綁是革命性的舉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首席專家、國務院參事楊忠岐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文革”期間又有過6年農村知青經歷，對農村“非常了解”。他說，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優先發展城市和工業，我國長期實行城市農村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這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發揮了極大的歷史作用，農村作出了很大犧牲。但隨著社會發展，這種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的發展。我國已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工業種類較為齊全，制造業更是世界第一。因此，當下，是時候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了。尤其改革開放后，我國廣大農民參與城市建設，大約貢獻了城市50%的勞動力，為城市發展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如今，他們不應該再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理應享受城市發展帶來的紅利。楊忠岐認為，戶籍制度的全面松綁可謂恰逢其時，可以說是個革命性的舉措。

北京師范大學戰略人才研究中心主任王建民教授表示，近百個大城市落戶限制取消或將放開放寬，這是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也反映出國家和地方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提高和城市治理能力的增強。

王建民說，此次城市落戶松綁，首先一個利好是有助于解決長期在城市務工的農村人員及其子女的落戶問題，即落實國務院提出的“可轉移農民市民化”政策問題。也就是說，自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涌入城市，有的已經在城里站穩了腳跟，有了孩子，有了住房，有了固定工作，有的甚至創業成功，他們的生活圈子早已城市化，唯獨被戶籍所累，此次政策對于這類人員來說是個極大的福音。再者，王建民認為，此舉有利于促進城鄉公共服務均衡化發展。農民落戶城市后，可享受城市居民同樣的公共服務和待遇，能夠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長期致力于人力資源研究的王建民自然非常關注人才的合理流動問題。他認為，在取消落戶限制的前提下，人才可根據自己的意愿和職業發展機會自主選擇工作和生活地，這樣有助于促進人口合理流動和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另外，中等和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可以根據自身情況自由選擇就業、創業城市，未必都要涌向超大和特大城市。中小城市機會一樣多，但競爭相對較小，生活成本偏低，適合剛起步的年輕人就業、創業和開辟事業。在此過程中，脫穎而出的年輕人再往超大城市發展就有了底氣和基礎，可能更有利于他們的發展。

對鄉村振興有促進作用

有人擔心落戶松綁后，農村有能耐的人都會被吸引到城市里來，會影響鄉村振興的實施。楊忠岐不這么認為，他說，這個政策只會對鄉村振興有促進作用。農民愿意離開鄉村的話，他們的土地就可進行流轉，這對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農業非常重要。當前，農業發展可以說遭遇瓶頸期，一家一戶規模不大、收益不高，新型現代農業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而且，未來農業一定是朝陽產業。楊忠岐稱，農民愿意去城市的去城里生活，愿意在農村發揮特長的，可繼續留在鄉村，做新型的現代農民。

王建民也表示，中央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門對于這個問題，應該都有前期研究和局部試點經驗，不會影響“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落實。未來鄉村發展機會更多，相信會有不少有眼光的城市人能看到農村這片藍海，會從已經過度開發的城市轉向更有發展前景的農村，會吸引城市人或企業投資現代新型農業，反而會助推鄉村振興。

積分政策當向“老北京”外地戶籍人員傾斜

此次政策對于超大特大城市的要求主要是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

楊忠岐表示，此次戶籍制度改革是個循序漸進、分層次引導的過程。因為，資源環境承載量畢竟有限，北上廣深4個超大型城市的戶籍不可能像I型II型城市那樣完全放開。比如北京人口已達2100多萬，當前北京70%的水都來自南水北調工程，還有交通、教育、醫療、垃圾處理等問題。再加上，北京作為首都，還要承載部分服務全國的功能，所以，戶籍政策上必須跟I型和II型城市有所不同。

當然，超大型城市并不是完全限制戶籍，而是會在現有情況基礎上，適度調整和完善積分政策。楊忠岐說，去年，北京積分落戶解決了6000多人，大家希望積分項目能夠再精減些，在社保連續繳存和居住時限上，能對那些已經是多年的“老北京”外地戶籍人員予以傾斜。其他3個超大型城市也是同樣道理。

王建民則認為，此次全面放開中小城市落戶限制能夠減輕超大城市流動人口壓力、就業壓力和城市管理壓力。中小城市可吸引在超大城市多年務工、有一定經濟和技能的人員及其家庭成員，返回自己家鄉所在城市置業、創業，開始成本較低、質量較高的新生活；也會吸引一部分原打算在超大城市就業、創業的年輕人去那里工作、創業。

不過，王建民建議，超大城市的積分政策也可向特別優秀的年輕人適當傾斜，無論創新創業還是城市可持續發展，年輕人才都是極其寶貴的資源。

根據人口比例及早調整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安排

王建民還談到，即使取消落戶限制，也應該審查申請落戶人員是否擁有穩定居所、穩定工作，或者對經濟基礎（比如存款、異地房產等）有一定要求，避免他們成為城市新的“生活困難人員”。

楊忠岐認為，中小城市資源承載量相對好些，城市規模較小，人口也不那么多，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所以，對于中小城市來說，全面放開落戶限制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是要提前做好規劃，積極應對，根據人口比例及早調整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的資源安排，讓落戶居民能夠安下心，也能夠扎下根。

楊忠岐說，有人擔心會推高房價，這個擔心是有必要的。住房制度依然要落實好“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原則，地方政府要發揮好“無形的手”的作用，在保障房等政策上下功夫；在地稅、國稅合并后，地方政府收入增加的基礎上，要多在惠及民生的公共服務上下功夫，減少可轉移農民市民化的適應期和過渡期，讓他們盡早融入城市生活，真正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提高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