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過去了,中國高等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學招生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20多萬擴展到現在的年招生700萬,翻了30多倍,已經進入到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上大學也不再是一件“少數人”的事情。40年來,大學教育發生了哪些變化,在新時代,如何進行高校“雙一流”建設?本期記者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程建平。——編者

(一)老師全身心地教,學生全身心地學

記者:1981您考入清華大學,我查閱了下,那年的大學錄取率是5.9%,相當于100個人去考試只有5.9個人能上大學,作為天之驕子,當年的大學生跟現在有什么不同?

程建平:1977年冬天恢復了中斷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那時候考上大學的比例確實很低,大概也就5%左右,每年錄取20多萬本科和大專的學生,只有少數人才能上大學,所以被稱為精英教育。

經過“文革”十年的破壞,我們國家的教育、科技都相當落后,人才匱乏,在追趕過程中全社會重理工輕人文之風逐漸盛行。當時,大學生普遍有一種“知識饑渴癥”,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時光。這是一個在文化斷裂的年代堅持學習的人所形成的群體,知識饑餓感十分強烈。大學期間都努力抓住機會,刻苦學習。那時候大學生的活動范圍基本上就是四點一線———教室、宿舍、操場、食堂。我記得學校當年有個班級有一門課,因為特殊原因取消了期末考試,上課的學生都不干了,非要考試不可。

如今40年過去了,中國高等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學招生從當年的20多萬擴展到現在的年招生700萬,翻了30多倍,已經進入到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上大學也不再是一件“少數人”的事情。

記者:面對一群求知若渴的大學生,當時大學老師是一種什么樣的工作狀態?

程建平:那時候的大學老師,都希望把世界上最先進的知識教給學生,學生則是盡可能多學知識,根本不存在學習壓力大等問題,天天學都覺得不夠。當時大學里的風氣就是老師全身心地教,學生全身心地學。

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學教師的待遇其實并不好,住宿條件、教育教學條件都無法與現在比,但當時老師們基本都是全身心地撲在教學上,以教學為主,科研為輔。當年我所在的班級有20個人(原來招了40人,后來分成了兩個班。)上完大課后,還有老師給我們上小課進行專門輔導,比如以講解習題的方式進行答疑解惑,像物理方程、量子力學等一些很艱深的內容,大課上沒聽懂,小課老師再給我們開小灶講解,上大學那陣我們天天上自習,不知道什么叫累。老師和學生關系很融洽,甚至很親密。

記者:當年您學的專業是工程物理,這是一個理論性和實踐性都較強的專業,那段學習歷程,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程建平:我們那時的學制是5年,應該說,除了扎實的數理基礎要求外,當時的大學教育很重視對學生的實踐能力培養,比如車銑刨磨鉗等金工工種,我們要花6周的時間去車間實習,每個工種要學1周。那時候老師對學生要求很嚴格,學習車床,就要車出一個合格的零件,學習焊接,就要焊出一個馬扎,學習鉗工,就要做出一個錘子,每一道工序必須要獨立做出一個個產品才算合格,這個過程對于鍛煉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操能力非常有好處,對于后來我們從事科研也很有幫助。我們班曾經有一個同學學習成績很好,但就是動手能力差,這6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煎熬,但當他咬牙度過以后,他的動手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時至今日,講起那段經歷,他依然覺得對他現在開展科研工作有很大幫助。

記者:您應該是一畢業就在清華留校任教了,從學生到教師,角色轉換很大,當時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程建平:我1986年畢業留校后,就當了86級的新生班主任,后來一直帶他們到畢業。那時候為了培養年輕人,每門課上課教師分為AB角,帶我的老師講一遍,我跟著他學一遍,第二年才開始獨立上講臺,既要給學生講課,還要帶學生做實驗。當時我負責的課程叫“智能物理儀器原理”,是我們系的重點課。我和其他老師在課程建設、教學實驗設計、實驗室建設以及因材施教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探索和改革,使得該系列課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專業基礎課程之一。該系列課先后4次獲得校級獎勵,1994年被評為清華大學一類課。

對于當年的我來說,前五年在學,后來這五年就是教課帶學生,我用10年時間完成了從學到教的角色轉化。那時候高校很重視對青年教師的全面培養,我們不僅有教學任務,還有科研任務,在教學的過程中,參加了很多科研課題,那段時間,無論從業務上,還是政治上我都得到了很好的鍛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