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史詩《江格爾》《格斯爾》在內的蒙古文學,有著悠久的傳統與豐富的內蘊,承載著蒙古族的歷史文化與蒙古人民的詩性智慧。今年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周年,在此之際,本刊邀請蒙古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理事會主席朝戈金,請他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來談談近年來以蒙古文學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文學的傳承與發展。

“史詩是文學的,也是生活的”

學術周刊:您曾說過,史詩僅從文學角度研究還很不夠,對于那些仍在活態傳承的史詩而言,其社會文化功能往往十分復雜。蒙古族史詩的社會文化功能都有哪些?在活態傳承方面大致有哪些難點?近年來民文所在資料收集與整理研究蒙古族史詩方面,有哪些進展?

朝戈金:關于蒙古人,能見到的文獻記載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當時蒙古民族共同體尚未形成,沒有廣泛使用的文字,文學主要是通過口頭方式來傳承,于是口頭文學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與特定的自然環境、地域文化相結合,積累與呈現出自身所獨有的特點和某些特殊樣式,而且蓬勃發展至今。前幾年我們做了一個項目《蒙古英雄史詩大系》,收錄了除長篇英雄史詩《江格爾》《格斯爾》和《汗哈冉貴》外的其他中短篇蒙古史詩,就足足有四大卷。這些文學作品在長期傳唱過程中,顯示了其文學品質并大大超越了其文學品質。置身于歷史進程中的人們,不是按照所謂知識體系來規范自身生活,而是按照生活規律來創作精神產品,只是后人在認識研究這些作品時,根據自己的理解將作品歸類為或文學的,或歷史的,或哲學的,等等。很多文學作品,在當時乃至今天都發揮著除文學審美外的其他社會文化功能,比如遇到瘟疫、災害等時,牧民們會請歌手唱一段史詩來驅邪禳災,以求風調雨順、避兇趨吉,給生活帶來祥和美好。由此可見,史詩不只是審美的,它還有其他社會文化功能,簡單基于文學的理論方法來解釋它,是遠遠不夠的。

隨著時代變遷,人們的生活環境與生存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在口傳時代,蒙古族中能識文斷字的,大概就只有極少數的貴族和僧侶,文學生產與消費多依靠口耳相傳。如今人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而且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很多人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定居,生活方式發生整體改變,再加上科學技術的發展、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這些都給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帶來很大沖擊。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國少數民族或者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所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而是經濟飛速發展、人們交往空前頻繁之后所帶來的全球性問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需要對這些文化遺產進行搶救保護,特別是如何利用今天先進的技術手段,更好地總結這些文化遺產的特點與規律,在新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傳承與弘揚,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沒有人希望古老的文化遺產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上消亡。

對于蒙古文學,我們有相應的研究機構,比如內蒙古自治區的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還有我們民文所,都在做相關的保護、整理與研究工作,只是這些機構各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都是希望用現代技術手段、現代知識理念,來服務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創新與發展。

學術周刊:2000年前后,您提出用口頭程式理論立體化應用在史詩研究上,打破史詩研究局限,至今已近20年,在這方面取得了怎樣的新成果?

朝戈金:當時我們是有一批學者在做這方面的探索與研究,這批學者既深諳本民族文化傳統,又通過海外研修熟知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關于民間文化研究的新理論與新方法,因此在學習借鑒他人成果的同時,也開始進行本土化實驗,用“他山之石”攻破國內學界的某些慣性思維與傳統套路,帶來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范式。

近年來,國內史詩、民間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積極參加國際學術組織、在國際刊物上發表學術成果、主持或參與國際性課題,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在頻繁廣泛的國際對話中,中國學者開始跟上乃至引領國際學術潮流的某些方面。比如國際史詩研究學會是在北京成立的,民文所的若干學者在學會里擔任重要職務。不久前在比利時成立的國際民俗學會聯合會,就是由中國民俗學會率先發起的,動員了美國和日本民俗學會共同作為創始會員成立這個國際性組織。光是這三家學會的會員就有將近1萬名,目前還有很多國家民俗學組織希望加入,相信國際民俗學會聯合會未來會越來越壯大。在國際上營造這樣的學術平臺,中國學者、學科、學術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學術周刊:您講到在一次田野調查中,因為史詩歌手居住地處偏遠,地形復雜,您和您的團隊只能騎馬拜訪。像這樣的經歷多嗎?田野調查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中有怎樣的重要作用?

朝戈金:傳統的文學研究,總體而言是重文獻、輕口傳,沒有認識到口頭文學也是人民群眾詩性智慧的結晶,所以原始資料積累不夠,現在只能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來采集資料。有了充足的一手資料,才能做充分的研究工作。

中國的很大數量的少數民族都分布在國境沿線的邊遠地區,或高山大澤間,或密林環繞中,到這些地方去做資料采集,難免會有些困難。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去離市區200公里的一個縣,有時需要走上整整一天;有的地方還不通電,錄音筆、攝像機等設備連基本的電力保障都困難。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現在很多地方都修筑了高速公路,架起了電線,原來一天的路程縮小到現在的兩三個小時就能到達,當地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但在資料采集過程中,仍然會面臨一些其他困難。比如有些活動需要在深山老林開展兩三天,同事只能借住在當地老鄉的柴房里,白天暑熱難耐,晚上蚊蟲叮咬;有的同事在采訪途中發生了車禍,有的進入疫區出不來;還有例如民間祭祀活動午夜才開始進行,記錄攝像的工作人員需要晝夜不停歇地連續工作。比如苗族的《亞魯王》是唱給逝者的,只能天黑來唱;還有一些地方講演《江格爾》,需要將蒙古包的天窗都蓋好才能開始。很多民間文學都蘊含著特定的民間信仰,民間信仰很多都會伴隨特定的儀式活動,儀式活動有它特定的規范。因此,我們采集這些資料,只能跟著當地的禁忌和規范走,并非想什么時候記錄就什么時候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