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技來助力人文科學研究

學術周刊:您主持參與多個資料庫和數據庫建設,其中關于蒙古史詩領域積累的數據資源容量相當可觀,大部分是經“搶救”獲得的,您能舉幾個具體例子嗎?民文所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著手民間文化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意義在于什么?

朝戈金:這種“搶救”的案例實在太多了。比如民文所蒙文室的室主任斯欽巴圖博士,在青海采訪過一位叫索克的青海蒙古族老藝人,他所演唱的史詩,當地的其他人都不怎么會講唱。采錄完沒多久,這位老藝人就去世了,我們所記錄的史詩,就成為絕響。很多時候,我們因為沒能及時趕到,一些老藝人就去世了,只能聽到他的孩子眉飛色舞地說當時他們的長輩們多么有能耐,老鄉們有多么喜歡,但故事呢?不幸已經隨著人的逝去消失不見了。因此我們進行及時搶救保護是非常重要的,盡可能不讓人亡歌息的遺憾與悲劇屢屢上演。

學術周刊:前不久在首屆世界人文科學大會上,您致辭中提到科學技術要與人文科學攜手創造人類長久福祉,在利用科技力量來推動人文科學研究方面,您有哪些體會?

朝戈金:科學技術與人文科學的結合,給資料的搜集、儲存、呈現等帶來很大便利,比如史詩怎么唱,從數據庫中調出一段錄像來播放,一看就知道了,這比單純地用文字描述要直觀明了得多。

不僅如此,數字技術在知識生產、組織、分析、傳播與應用等方面也帶來新的革命性突破。比如對于文本的分析研究,大數據之前我們通常采用文本細讀的方式,現在有大數據了,可以進行“遠距離閱讀”,比如有學者研究18世紀至19世紀英國的1000部小說,通過遠距離閱讀,把基本資料提取出來,就會發現百年發展中,小說標題越來越短,男性作者偏向于冒險、挑戰、戰爭等題材,女性作者傾向于愛情、家庭、倫理等題材,短短時間內就把英國文學的百年概貌描繪出來,這是有了數字技術之后才會有的成果。

由此可見,數字技術帶來了新的人文景觀。最近我寫了一篇關于“一帶一路”的文章,縱觀“一帶一路”非遺申報的情況,就會發現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規律,比如至少在一兩千年前,商貿之路的傳承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人們帶來很多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文化景觀;在全世界范圍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遺申報數量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跨國聯合申報更是突出,說明了當年繁榮的商貿之路對于文化的長久影響。這些“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非遺傳承,原來分散在各地,如今有了數據庫,就能夠比較容易地讀到并產生新的學術認識。

人類的發展需要文化多樣性

學術周刊:蒙古文學除了包括史詩在內的口頭文學,還包括以《蒙古秘史》為代表的書面創作,您對蒙古作家文學領域有哪些關注與研究?

朝戈金:《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歷史上的一部最重要的成果,是13世紀初由部落耆老們所講的一段段事件的連綴和謄寫,更像是一部口述史。這之后,隨著文字的逐漸推廣和使用,蒙古文學領域逐漸出現僧侶的詩歌、貴族的散文……但蒙古文學真正繁榮發展,是在20世紀中葉之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涌現出一大批蒙古族的新文學創作,詩歌、散文、戲曲、小說、電影、舞蹈、音樂、文藝批評等全面繁榮起來。

縱觀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年以來的成就,就會發現,從上世紀50年代起,在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內蒙古自治區率先創辦了內蒙古大學文藝研究班,當時很多學歷不高、受教育程度不充分的作家和文學青年,在經歷文藝研究班的5年學習與打造后,大都成為文藝名家。翻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當代蒙古族作家幾乎都是從文藝研究班走出的。這一舉措使得當時內蒙古整個文藝隊伍蓬勃發展——內蒙古小說家的作品在全國暢銷,電影《內蒙古人民的勝利》《鄂爾多斯風暴》等很有影響,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獲得長足發展。總之,植根于游牧文化傳統與生活之上的蒙古文藝創作整體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如今70年過去了,如何更好地建設與發展蒙古文學藝術,是我們今后應當盡快做好的重要工作。

學術周刊:少數民族文化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在于什么?

朝戈金:人類的發展是需要文化多樣性的,這就需要尊重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同民族的文化給我們帶來豐富的精神享受,云南的“五朵金花”、新疆的“冰山上的來客”或者青海的“花兒”等,都是我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祖國的文藝大花園中姹紫嫣紅、競相綻放。

其實,不同的文化與特定的自然環境、氣候條件有著密切關系,據統計,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和地區,語言種類也通常很豐富,這說明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是有著天然聯系的,文化特性的形成,也是順應自然環境和條件,發展出特定知識和實踐體系的過程。

學術周刊:除在國內擔任多個學會的領導職務,您現在還擔任國際史詩研究學會會長、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理事會主席等國際級學會的領導職務,在國際舞臺上致力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與交流,這方面您有怎樣的感受與思考?

朝戈金:在對外傳播與交流中,我的業務活動就不光局限于少數民族文化,很多時候要涉及整個中華文化的某些話題。我是在中國學術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在跟國際同行一起推動人文學術發展的時候,勢必會帶著中國國家利益的考量,帶著中國文化的意識,這樣一來,中國學者對人文學術未來走向的思考、對人文建設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考慮,都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參與到國際學術對話中去,有時也會多少體現在重要國際性文獻的形成過程中。在剛剛舉辦的首屆世界人文大會的開幕致辭和閉幕辭中,我都談到了國際學術展望這類話題。我不覺得這僅僅是我個人的意見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是代表國際人文學術界發表意見,其中也滲透著中國學者的情感、立場、觀點和眼光。當然,我個人的學術興趣和專長也會對某些學術活動的內容和格局產生一點影響,比如在國際場合適時地推動民族民間文化的論題等。我始終認為,我所發揮的作用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我個人的能力和作為,而是因為在背后支撐我的祖國正在變得日益強大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