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年提出“三期疊加”到2014年適時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從2015年確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并形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從2016年提出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作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這幾年,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已經發生并正在經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

新的形勢判斷

以往我們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基本的視角是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經濟或是周期性下行,或是周期性過熱。下行和過熱的病因,又被歸結于需求總量和供給總量的失衡:經濟下行,系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所致;經濟過熱,則系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所致。經濟就是這樣在周期性中波動前行。

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主要基于周期性和總量性因素的分析越來越凸顯出它的局限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已不是周期性和總量性因素,根源在于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那么,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那樣的“急性病”便不是主要麻煩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為代表的“慢性病”。

新的發展理念

以往我們所秉持的經濟發展理念,或是聚焦于經濟總量,或是專注于增長速度。GDP增速的快與慢,往往被當作判斷經濟形勢好與壞的幾乎唯一標尺。增速快了,就是形勢好;增速慢了,就是形勢不好。增速快一點,就是工作有成績;增速慢一點,就是工作有問題。圍繞GDP的規模和速度指標做文章,追求高速增長,以GDP論英雄,是一種隨處可見的普遍現象。

然而,面對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性的變化,當下我們所秉持的經濟發展理念,與此有所不同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經濟工作的理念、思路、著力點都要進行調整”“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既然經濟發展的方向已由粗放型的高速增長讓位于高質量發展,那么,對于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評價,便不能以GDP增速為唯一標尺。不僅要引入質量和效益指標,而且要作為工作重心。既然目標在于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那么,為短期經濟增長而實行刺激政策、透支未來增長便不再是我們注重的選項。取而代之的,是瞄準于“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引領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將著重點和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

新的政策主線

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索是需求管理——立足于需求側并緊盯需求,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需求總量的增減變化,實施立足于短期穩定的“對沖性”逆向調節。每當經濟下行、總需求不足的時候,便實施擴張總需求的操作;每當經濟過熱、總需求過多的時候,便實施緊縮總需求的操作。可以說,針對社會總需求的收放型管理方式方法,在經過了近40年改革開放進程洗禮的中國,即便是非經濟專業人士,也能大致說出一二,甚至如同家常便飯那般熟悉。

然而,當下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主線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既然宏觀經濟政策的立足點由需求側轉到了供給側,那么,其發力對象雖不排除需求,但主要戰場已經讓位于供給。注重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平衡,是一個基本出發點。

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是解決結構性而非總量性問題,那么,其操作方法雖不排除需求總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經讓位于結構性調整,短期的“對沖性”逆向操作也不再是其主要選項;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鎖定于提高供給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類如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這樣的“急性病”雖仍須納入醫治范圍,但以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為代表的“慢性病”絕對是醫治的重中之重。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才是重心所在。

新的施策途徑

以往我們實施宏觀調控,主要依托于或體現為政策層面的操作——通過各種政策性安排,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這樣做,顯然同主要基于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的形勢判斷相適應。如前所述,源于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的矛盾和問題,我們通常是將其當作“急性病”來醫治的。其主要方法,是通過短期的逆向操作加以“對沖”。如此的操作,無需牽動體制機制,在政策層面即可以完成。

然而,當下我們實施的宏觀調控,必須脫出政策操作的局限而延展至體制機制層面——主要依托于改革,將政策調整與制度安排巧妙結合。這同我們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發生深刻變化直接相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體制機制障礙”,所以其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由總量失衡變身于結構失衡,“急性病”已經讓位于“慢性病”,那么,短期的“對沖性”逆向操作便不再如以往那般有效,而只能在繼續醫治供求總量失衡的同時,將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結構失衡上。

造成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機制性障礙,在于市場未能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于政府未能更好發揮應有作用。針對這些體制機制性障礙,只能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主線索的同時,將根本途徑放在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上,放在以推進各種基礎性改革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上。

全面轉換理念、思想和戰略

可以清晰地看到,進入新時代的中國,我們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已經大不相同于以往,一個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宏觀調控體系已經初步確立。這一體系的突出特征是:不僅聚焦于發展規模,而且更注重發展質量;不僅著眼于短期調控,而且更注重持續增長動力;不僅著力于需求側的總量收放,而且更注重供給側的結構優化;不僅立足于政策層面操作,而且更依賴于改革行動加以實施。

認識到經濟發展新常態大不相同于經濟發展舊常態,新發展理念大不相同于舊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不相同于需求管理,并且,鑒于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發生變化,其運行脈絡和操作機理已經大不相同于以往,當下亟待注意并重點防范的一個問題,就是“新瓶裝舊酒”——固守慣性思維面對新形勢,復制習慣做法處理新問題。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異常重要而緊迫的工作,就是全面、系統地轉換那些習以為常的理念、思想和戰略,以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并完善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匹配的宏觀調控體系。

惟其如此,我們才能走出一條大不相同于以往的經濟工作新路子。按照新時代的要求,以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進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努力,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 高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