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十字路口:由于經濟復蘇緩慢,各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形勢嚴峻,有些國家甚至陷入困境,加之全球治理和安全形勢面臨極大挑戰,所以各國都在尋求應對之策,包括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調整。這直接涉及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和政策抉擇,是繼續促進全球化還是轉向逆全球化?已成為一個世界輿論焦點。當前,人類發展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時期,而工業化必然要求經濟全球化,實行自由貿易規則;但是,各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不同,而且,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又各具特點,因此如何變革制度、調整政策以應對挑戰,也會有不同的觀念、思維和立場。在這樣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也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也需要有新理念、新思維、新戰略。

產業轉型升級的全球化背景是什么

人類發展漫長歷史中最偉大的事件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所開啟的工業化進程,將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民族和地區卷入其洪流之中,從供給推動與需求拉動兩方面發力,實現人類歷史千萬年未曾有過的現象:高速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大量涌流,徹底改變了人類發展軌跡——市場經濟興盛、工業化不斷擴張、全球化不可阻擋。

經濟全球化新時代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中國的崛起。21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的格局開始發生了極大變化。特別是世界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空間布局完全是“舊貌換新顏”。中國產業在全球范圍迅速擴展,經濟體量大幅增大,建設能力大為增強,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全球的經濟大國作用。同時,世界經濟也面臨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復雜的矛盾和問題。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出現了全球性的經濟增長“平庸”態勢,一方面,發達國家作為產業技術創新的主導力量作用減弱,特別是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甚至發生產業“空心化”現象;另一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擴張,實行平推式工業化戰略,以低成本替代方式大規模獲得“低垂果實”,占據產業“開闊地”,導致相當一部分產品的市場飽和,以至于出現“產能過剩”問題而阻礙了經濟增長。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都面臨著迫切的產業轉型升級課題。發達國家希望重振制造業,實行再工業化;中國也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希望更廣泛深入地加入工業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實現經濟現代化和國家強盛。可以說,在全球化新時代,產業轉型升級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共同課題。

當然,雖然同為產業轉型升級,但各國所處的具體國情和國際環境是不盡相同的,所以產業發展的具體路徑和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各有差異。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后發經濟體,大國、小國,沿海國家、大陸腹地國家,情況千差萬別。而且,各國經濟開放的現狀也很不相同,有的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已經相當高,有的國家尚處于正在邁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對于全球化的態度甚至立場和應對策略也必然會有各自不同的選擇。

世界產業競爭力格局發生了怎樣的演變

從理論上說,經濟全球化是工業化的必然趨勢,但工業化與全球化也并非完美無缺,在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總是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現象,人類為此也難免付出各種代價,有些代價還可能相當沉重。因此,“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從來就是全球化的伴生現象。

中國工業化走的是一條具有特色的道路。21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結果是因此而深受全球化之益,經濟高速增長,生產能力大幅擴張,國際地位迅速提高,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了比肩之勢。

此時,一些曾經的自由貿易主張國和全球化規則主導國反而開始猶豫了,感覺自己是否走得有些“過頭”了。于是全球化新時代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主張,甚至在一些領域實行反全球化政策。當然,這里所說的“一些發達國家”,準確地說是發達國家中的一些人,這些人的主張開始對發達國家的全球化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產業競爭和國際貿易的局部領域,而是發展到公開扯起反全球化的旗幟,并且還能得到國內許多民眾的支持,甚至成為實際政策。

我們僅僅將發達國家出現的“逆全球化”現象視為民粹主義抬頭,是不夠的。其實,這一現象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即當代世界產業結構及國際競爭力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水平,盡管在總體上還處于同美國等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的狀況,但是綜合競爭力已經有了極大提升。特別是,由于國際產業轉移所導致的發達國家產業生態的高端專業化,反而削弱了其產業豐厚度,即產業體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減弱;而中國盡管在產業的高端技術上還不是太強,但產業的豐厚度大大增強,產業體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非常強大,所以,在國際競爭中具有很大優勢。

另一種情況是,由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所導致的對國家治理能力的挑戰,例如移民以及同其有關聯的國際恐怖主義蔓延等,也使發達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產生難以承受其社會壓力的困惑,因而傾向于“逆全球化”之策,來應對所面臨的巨大風險。當然,之所以出此招,也有其為難之處,即如何在世界產業競爭力格局演變的新態勢下使本國產業仍能占據有利位置,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新時代進行有效的國家經濟和社會治理,以至全球治理。這些問題都值得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中國產業轉型升級要有哪些新思維

在全球化新時代的世界產業競爭力格局新態勢下,中國也面臨著同其他國家相類似的兩大課題: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競爭力和進行有效的市場經濟秩序治理,以引導經濟發展在市場機制調節下,走向合意的方向。

在經濟全球化新時代,各種要素的可遷移性大大提高,任何企業、地區和國家,都要采取有效方式,來應對要素的高遷移性,尤其是人力資源的高遷移性。當然,要素的高遷移性也會進一步提高企業在國家和地區間的遷移性。通俗地說就是:一國及各地區如何確定自己在全球化產業鏈中的位置,哪些產業或產業環節可以配置于其他國家或其他地區?哪些產業或產業環節應該扎根于本國或本地區?所以,產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怎樣實現產業根植:即如何發展具有本國根基或地區根基的產業?應對這一問題,需要有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全球化新思維。這一問題在中國當前的產業轉型升級中,正表現得越來越突出。

第一,技術創新可以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拓展工業化空間。那么,技術創新的方向是什么?不僅僅是用新產業替代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而且,更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是,實現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用高技術支撐和改進傳統產業。歐洲在規劃其制造業發展方向時,所提出的第一個“超越目前在資源效率和再工業化方面的現有邊界的方式”就是“重視所謂的低技術制造業”,而且要讓制造業重新回歸城市環境,用高技術把傳統優勢產業升級為情感工廠。

第二,產業升級不僅是技術升級,更重要的是勞動適應,更有效地實現就業結構變革與人力資源國際配置。在經濟全球化新時代,勞動力資源的變遷性大大提高,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特別是高素質勞動者遵循“良禽擇木而棲”的就業方式,企業必須學會雇用和管理具有較強變遷性的人力資源;同時,勞動者的技能轉換同產業技術的變化并非相同周期,在工業技術變革較快的時期,產業技術升級的周期往往顯著快于勞動者的技能升級或轉換的周期,相對于產業技術變遷,這類勞動者具有強的職業黏性,即從原有職業技能轉為新的職業技能的“惰性”。這也是一些發達國家產生“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一些勞動者的職業技能難以適應產業技術升級而利益受損。所以,在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下,如何更好地發揮各類人力資源的作用,是一個重大戰略性問題和具有高度政策技巧性的課題。

第三,在全球化新時代,企業家也必須有新思維。從一定意義上說,產業轉型升級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問題是企業家的升級,即素質提升。在微觀經濟層面上,產業轉型升級主要是在眾多企業家的帶領下實現的。企業家以什么理念辦企業,以什么方式獲取利潤,決定了產業發展的方向。企業家的時間眼界更決定了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業家都注重于獲取短期利潤,一心想“賺快錢”,那么,產業就難有真正的核心技術積累。產業核心技術的形成無不是企業家創新“耐心”的產物,沒有執著的“耐心”,就難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國根基的產業。

第四,產業轉型升級的企業或企業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與政策環境。市場經濟是需要有效治理的經濟,只有精心構建治理體系,才能引導產業轉型升級的正確方向。當然,構建有效治理體系,并不是抑制市場發揮作用,相反,是要更有效地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更不是要政府代替市場,相反,是要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治理得更完善的市場機制來決定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和技術路線。特別是,在全球化新時代,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需要有新規則、新秩序與之相適應。我們看到,在有些高技術產業領域,例如信息技術(信息安全)、智能制造(機器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領域,已經出現了許多必須進行新的法律規范以保證其健康發展的問題。尤其是在大量使用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領域,市場競爭出現了許多從未有過的現象,需要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金 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