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結束那天，我感到無比輕松，不僅是因為高考結束，還有一種總算可以不被人關注，為自己而活的感覺。

資料圖：學生在教室上語文課。中新社記者 于海洋 攝

我無奈成了給猴子看的那只雞

高一入學時，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在校園里遇到心理老師張麗珊，我是該叫她老師還是叫媽？

一次，跟大學同學聊到了對教師子弟是什么印象？他們說，教師子弟給同學的感覺是有各種特權、飛揚跋扈……可是，為什么我當時卻是 “夾著尾巴做人”，生怕被人發現呢？就像所有的八卦事件，在人群中都傳播得超級快。面對高中同學的追問，我要么躲閃，要么默認，一直沒有趾高氣揚的感覺。

記得那還是周一早上第一節課，春末夏初的時節，潮濕又冰冷。任課老師與我媽媽關系很好，也算是我的一位阿姨。由于要準備會考，她上周四要求大家帶另外一本教材。也許是中間隔的時間太久，很多同學都忘帶了，我也是其中一員。

不知是天氣的壓抑還是老師對我們太失望，她毫無征兆地爆發了，她爆發的對象既不是全班同學，也不是沒帶書的人，而是——我。“郭子軒！你為什么不帶？我強調了多少遍，為什么不把學習當回事？”窗外的烏云似乎飄到了我的頭頂，飄進我的內心，驚訝過后是委屈，委屈過后是疑問，疑問過后便是爆發。“你給我出去！”我沒有辯解和質疑，摔門離開了。

之后，這位阿姨私下找到我說：“軒軒，咱們是自己人，你得挺我、支持我，我也得替你媽媽盯著你，犯了錯誤我得更加嚴厲，你明白我的苦心嗎？”從小就聽著媽媽講人際關系的我心里明白，老師這樣做“好處多多”：一、子弟犯錯與同學同罪，透著“大義滅親”的正義感；二、可以向我老娘表明，我更關心你的孩子；三、子弟往往不會跟老師“逆反”，造成老師下不來臺。我自然而然成為了給猴子們看的那只雞。為了不讓老娘夾在中間為難，我都沒有跟老娘提起過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