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根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如何解決我國當前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實現轉型升級,進而實現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轉移,化挑戰為機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為此,本報特邀請相關部委、智庫、企業進行“三方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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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報:近些年來,關于實體經濟發展困境的討論一直在持續,比如產能過剩的問題、融資難的問題等。當前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羅文: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根基。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總體企穩向好,但仍然面臨不少突出困難。

一是生產要素脫實向虛。據測算,目前工業行業平均利潤率在6%左右,而銀行業利潤率接近40%,是工業行業的7倍。由于行業利潤率上的巨大差異,近年來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加速從制造業領域抽離,過度向金融、房地產等領域集聚。這種“脫實向虛”的傾向,已成為當前制造業發展中的突出困難。不解決這一問題,就很難將制造強國戰略真正落到實處,甚至影響到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

二是企業成本負擔重。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人力成本為例,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預測,中印兩國制造業每小時的勞動力成本之比,從2012年的138%將上升至2019年的218%。

三是體制機制改革亟待深化。政府職能越位、缺位、不到位的問題依然存在,管理服務能力還不夠。資源要素價格改革還不到位,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要素價格扭曲和市場信號失真的情況,要素價格不能真正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影響了資源的優化配置。部分壟斷行業改革進展比較緩慢,準入門檻過高,其他所有制企業公平進入的機制不健全。

劉志彪:當前,實體經濟發展主要面臨三個方面的困難。一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嚴重失衡。這主要體現為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不強,而虛擬經濟盈利太高,形成了對資源的強大吸附,從而拉高了實體經濟的成本。這是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困難。二是實體經濟本身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在供給過度的情況下,競爭加大,價格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自然就下降了。三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實體經濟在市場銷售環節也出現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為實現“穩增長”的目標,卻不斷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投入力度,一方面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實體經濟的高負債率。

李興浩:總的來看,我認為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最大困境在于國內制造業整體的下行壓力,包括資金和勞動力等要素紛紛從制造業領域抽離、資源環境約束和出口市場低迷、科技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等。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了許多實體行業的發展遇到了瓶頸,利潤率不斷下滑,部分行業甚至面臨全行業虧損的局面,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離開了實體行業。此外,許多的“創一代”企業家們也逐漸地老去,企業能否順利接班也將成為難題。在整個職業經理人培育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情況下,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

當前,資本逐利堆積于房地產、股市、債市等資本市場,擠壓了制造業的發展空間,但我始終認為制造業是根本。振興實體經濟,重點在制造業、難點也在制造業。

學習時報: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離不開創新,尤其是科技創新,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了科技創新對于自身發展的重要引領和支撐作用,紛紛加大了投入。但也有觀點認為,目前這種引領和支撐作用體現得并不明顯。如何評價科技創新在當前實體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羅文: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提出,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近年來,我國全面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支撐引領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科技創新成為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助推器。科技創新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往往都會帶來一系列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裝備,運用這些先進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提升,有利于提升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傳統產業的高端化發展。以我部開展的兩化融合貫標工作為例,貫標企業通過運用信息技術,顯著提升了研發創新、生產效率和服務水平,運營成本平均下降8.8%、經營利潤平均增加6.9%,綜合效益顯著增長。

二是科技創新成為新興產業培育壯大的動力源。當前,全球范圍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愈行愈近,以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得以廣泛深入應用,使一系列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例如,當前智能手機、智能電視、可穿戴設備、無人飛機、智能汽車、機器人等新型智能產品日益普及,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智慧物流、數字醫療、遠程教育等新興業態迅猛發展,眾包、眾創、眾籌、威客、個性化定制、線上到線下(O2O)等新模式層出不窮,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三是科技創新成為企業強筋壯骨的增強劑。創新是企業生存的根本,是決定企業發展方向、發展規模和發展質量的核心要素。我國通過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培育出了華為、中興、阿里巴巴等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知名企業集團。據歐盟委員會2016年12月底發布的“2016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排行榜”統計,華為的研發投入達到83.58億歐元(相當于608億元人民幣),位居中國第一、世界第八,超過蘋果公司。可以說,華為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創造了其在全球電信基礎設施領域的領先地位。

雖然科技創新為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積極的影響,但也要看到,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產業創新能力仍然較為薄弱。一是技術創新能力不強。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成果較少,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二是創新資源配置不合理。資金、設備等存在重復浪費的現象,創新載體分散,難以形成合力。三是產業協同創新能力不足。產學研用脫節,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企業有效運用知識產權和技術標準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尚顯不足。接下來,還需要繼續圍繞創新驅動戰略,切實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推動實體經濟快速發展。

劉志彪:這個問題應該分開來看。首先,從實際的、直接的角度來看,國家對實體經濟創新的投入還是比較大的。根據《中國創新指數研究報告》的年均增長率判斷,到2018年,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達2.61%,這個數字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了,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已經很大了。從產出指標來看,如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整個工業的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近些年來也一直在提高。此外,國家申請專利的數量,特別是知識產權的數量,也在提高。這都反映出實體經濟正朝著創新驅動的方向發展。

其次,從國家統計局歷年公布的數據來看,近些年,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概占一半。所謂引領作用,就是說經濟增長、產業發展方向要受科技進步作用的支配,從定量的角度來判斷,支撐作用已經有了,但引領作用還不夠。目前來說,這也是一個正常的情況。因為我國正處于技術的學習與模仿階段,正處于向自主創新突破的臨界點上。中國的企業在工藝等方面創新的進步非常快,只是現在向價值鏈的高端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遇到一些條件的限制,比如外資企業在中國企業代工的過程中會在技術等方面進行一定的封鎖,在自主知識產權方面有一些限制。所以,中國企業發展正處于一種周期性的低增長階段,遇到很多的困難,比如資金的困難,而且管理者對繼續投入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也沒有信心。在這種條件下,如果國家能夠給予實實在在的支持,使實體經濟在早期的學習模仿階段積累經驗,就有可能實現突破,進入到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去。如果能夠實現突破,我們就能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如果不能實現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學家的視角來說,能否實現突破主要是看國家的人均專利水平,這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指標。

李興浩:我認為,科技創新在當前實體經濟發展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之所以有人認為科技創新的引領和支撐作用體現得并不明顯,這是短期和長期的問題。短期來看,可能起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長期來看,原創性科技創新的提高,才是推動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引擎。

實施制造強國戰略,文化自信是精神,工匠精神是靈魂,創新驅動是推手,智能轉型是路徑。所以,我們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智能制造為核心,推動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等的創新,使創新成為推進制造強國建設的核心力量,最終實現制造業由大變強,成為世界優質產品的標志。

振興實體經濟,企業家責無旁貸。越是在轉型升級時候,我們越應該呼喚企業家精神,注重企業創新內核。

學習時報:對于發展實體經濟,有觀點認為,我們在注重壯大傳統實體經濟的同時,還需努力扶持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如何理解“新實體經濟”?它與傳統業態的區別在哪里?

羅文:所謂“新實體經濟”,實際上是指“制造業+互聯網”催生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新實體經濟與傳統實體經濟既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系。

與傳統實體經濟相比,新實體經濟有這么幾個特征:一是組織方式更趨小型化。傳統實體經濟的生產組織方式屬于集中生產、全球分工;而新實體經濟主要以創新型小微企業為主,組織方式呈現小型化、專業化、扁平化特征,甚至是只有運營總部而沒有生產車間的網絡企業或虛擬企業。二是制造模式更趨精細化。傳統實體經濟的制造模式是減材制造方式,即先做毛坯,然后通過各種機床切削、加工處理,浪費較多;而以3D打印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則是增材制造方式,通過數字化的疊加式制作形成產品,實現了節約生產。三是生產方式更趨個性化。傳統實體經濟是大規模、大批量、標準化生產,服從規模經濟的要求;而新實體經濟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大規模、智能化的個性化定制方式。

需要說明的是,新實體經濟與傳統實體經濟不是對立的,而是傳統實體經濟的延伸。發展新興產業是增加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后,也是新動能。傳統實體經濟經過先進技術的改造提升,能夠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發展為新實體經濟。

劉志彪: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這部分經濟原本就是實體經濟,之所以出現“新實體經濟”這個概念,是因為我們以前對實體經濟的定義出錯了。

界定實體經濟,首先需界定虛擬經濟。什么是虛擬經濟呢?它是指不創造任何真實社會財富的經濟,具體地說,就是錢生錢的活動,這種活動是不提供任何服務、不創造任何真實有效的社會財富的。把虛擬經濟的部分排除,剩下的自然就是實體經濟了。比如房子,當房子用來炒的時候,它就是虛擬經濟;但當它是用來住的時候,它自然就是實體經濟了。再比如金融,當金融活動為實體經濟服務時,它是實體經濟;但當銀行因負債率高,參與炒作時,它就又變成了虛擬經濟。因此,界定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不能以部門分類作為標準,而應以是否創造真實社會財富來衡量。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體經濟才是重要的,因為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創造社會財富。

阿里巴巴只是將線下的活動搬到了線上,從而節約了勞動、降低了成本、創造了效率。但如果阿里巴巴上市以后去炒作,從幾塊錢炒到幾十幾百塊錢,那多出來的這部分就是虛擬經濟。

李興浩:我所理解的“新實體經濟”,是以線下生產為基礎,以線上營銷、貿易、物流為延伸的新的產業模式,即“實體經濟+互聯網”。它是傳統實體經濟發展到目前的必經之路,實際上是承接國內實體經濟產業轉型的新趨勢,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也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

第一,它與傳統實體經濟不是對立的,也絕非簡單的線上線下之分。新實體經濟既包括傳統制造業,也包括了第三產業,如運輸、快遞等服務業。第二,它是以實際的產品為依托的線上化和電子化,在企業和消費者之間搭建了一個更為便捷的實體經濟產供銷渠道。第三,新實體經濟一定是創新性的,“新”在用現代互聯網技術對傳統實體經濟進行改造升級,如通過智能化、大數據等新技術和新科技修復傳統動能,使一些傳統行業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通過電商交易鏈條上的貿易、供應、消費者溝通,以及與之相關的信用、數據、訂單等具有信用屬性的元素,能夠對下游的市場、銷量、用戶情況進行準確判斷,使得市場需求什么,實體經濟就生產什么,減少了庫存,也減少了浪費。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該片面強調第三產業中的信息化產業、金融業以及物流業等相關行業。對我國現階段經濟新動能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仍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如果過分強調其他新興輔助性產業的作用,無異于舍本逐末。

學習時報:對于實體經濟來說,其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要實現這一最終目標,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具體到新形勢下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任務來說,政府和市場各自作用的重點在哪里?

羅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化改革是中國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是新形勢下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出發點。然而,市場在高效配置資源的同時,往往存在“失靈”的情況,集中表現在節能減排、安全生產、行業共性技術、公共服務等外部性比較強的領域。克服市場失靈,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政府在新興產業保護、技術研發支持、市場需求培育等諸多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在一些大企業遇到自身不可克服的困難時,政府直接出資入股予以支持。

發達國家尚且如此,我國作為追趕型經濟體更應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合理制定產業政策、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培育公平競爭市場,必要時也要加大對一些重要領域的資金投入。一是戰略性產業的突破,如集成電路、航空發動機等戰略性產業。二是行業共性技術的供給。行業共性技術在制造業提質增效升級中發揮著重要支撐作用,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公益性,市場機制往往難以發揮作用。政府要適當投入資金,建設行業共性技術服務平臺或網絡。

劉志彪:這里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對政府功能的界定。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要大一點,因為市場失靈的現象比發達國家要多一些。政府其實沒有必要去替代市場,因為政府干預也會失靈。從這一角度來說,雖然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的領域比較多,但并不意味著政府一定要去管,而應該將職能更多地用于完善市場上。如此,市場失靈的現象才會越來越少,并逐步接近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水平。

在2016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強調“要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其實就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這應該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具體來說,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實現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法治化。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包括董事會、股東大會、經理層、勞動者,及其互相之間的關系。如2016年萬科與寶能的股權大戰,就是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沒有做到法治化的一個典型事例。第二,實現對企業產權保護的法治化。針對民營企業發展最重要的產權保護問題,中央已經專門開會、下發文件,但在具體執行層面還沒有做到位,政策還沒有落地。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些困難,其實就跟民營企業產權保護沒有做到位有關系。現在最重要、最應該做的,就是處理一批特大的、影響惡劣的、侵占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產權的案例。第三,實現企業間關系的法治化。最重要的是落實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規范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第四,實現企業與社會,重點是與政府關系的法治化。比如政府宏觀調控、稅收等,都需按照法治化的程序來進行。如果按照這四個方面來構建市場營商環境,實體經濟就一定能夠做好。

李興浩:政府和市場是相互關聯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新形勢下,政府應該把重心放在經濟管理和宏觀調控上,回歸“服務者”本位,而市場應該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打造政府和市場功能相融合的新型激勵機制,促進實體經濟新動能的形成。

政府首先要在精神上對搞實體經濟的企業家給予支持。企業家是發展實體經濟的有社會影響力的群體,對他們的肯定會營造實體經濟發展的有利氛圍。

此外,政府還應在貿易促進、研發投入以及打造中國制造國家品牌等方面,加大對制造業企業的扶持力度。第一,在擴大內需的同時,建議政府出臺促進出口貿易相關利好政策,為“中國制造”走向國際市場暢通道路。第二,加大對企業的研發投入和科技型人才的供應,鼓勵企業從事技術創新,為企業研發成果的轉化創造便利條件。第三,對于運營正常的企業,不能收縮貸款資金,讓更多的社會資本投資制造業,讓更多的企業家專注于發展制造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