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時代發展和戰略全局的高度,針對減貧形勢變化,在扶貧開發頂層設計上提出了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精準扶貧重要思想是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來的,之后又進一步詮釋為“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其實質是指針對不同區域環境、不同貧困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采取不同對策的治貧方式。這一戰略思想是對減貧理論的傳承和創新,是對我國扶貧方略的集成和重塑,是涵蓋“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治理”的科學體系。

在扶貧實踐中,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積極探索創新,涌現了一批好典型、好經驗、好做法。然而,在精準扶貧戰略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主觀和客觀上的定向偏差,引發了一系列需要高度關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因此,當前必須立足“精準”二字,科學研判現階段扶貧工作的新特征、新瓶頸、新癥結,通過更具針對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有效處理好精準扶貧過程中影響全局的若干重要關系,保障精準扶貧戰略順利推進,確保實現預期脫貧目標。對于精準扶貧不精準、靶向療法脫靶偏向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將“精準”二字落細落小落實。

識別機制重在自下而上。逐步改變“自上而下”定規模、分指標的甄別方法,探索實行自下而上、層層累加、精確計算、全面科學的多元識別機制,推動實現由數字式減貧轉向實質性減貧。一是社區化識別。在農村社區內部實行公開測評和比選,由農戶自我申請或集體推選,通過對象摸底、民主評議、入戶調查、村內公示等流程,最終確定扶貧對象。進一步加大貧困信息公開力度,每一戶貧困戶都要在村里公示基本情況,接受村民監督,每個縣的總體貧困情況都要向社會公開。二是臺賬化管理。以鄉鎮為單位,依托鄉級政府扶貧、財政所力量,利用農民補貼網,對每一名貧困人口都建立登記卡,準確記錄家庭、收入、身體等詳細狀況,并實現信息聯網,隨時更新,隨時可以查閱。三是指標化測定。借助專家力量,研究構建科學的多維貧困評價標準,做到既以收入標準衡量“貧”,又綜合反映健康、就業、住房、教育等生活方面的“困”。四是動態化退出。不論是貧困縣,還是貧困人口,都要能進能出,可上可下,動態調整。同時,建立正向激勵機制,引導和鼓勵貧困地區主動脫貧。

幫扶機制重在分類施策。區別不同地區的貧困原因、發展潛力等因素,按照“五個一批”的思路,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突出特色發展,一區一策、一域一策,不能搞“一刀切”。一是在“發展生產脫貧一批”中,通過適當的政策優惠,引導民營資本到貧困地區設立加工生產基地,促進當地就業。支持扶貧經濟組織參與精準扶貧,采取貸款貼息、項目扶持、財政銀行保險聯動等方式,鼓勵和引導工商企業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扶貧對象通過直接幫扶、委托幫扶、股份合作等模式結成利益聯結共同體。二是在“易地搬遷一批”中,開展搬遷主體后期發展扶持專項行動,重視易地扶貧搬遷的質量、可持續性和風險防御能力建設。三是在“發展教育脫貧一批”中,引入市場機制,尤其是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特別是就業培訓上,改變以往分指標的方式,通過設置準入門檻和政府采購,確定多種類型的定點培訓機構,貧困人群憑政府發放的培訓通知,可按需選擇培訓項目和培訓地點,切實提升培訓效果。四是在“生態補償脫貧一批”中,加快健全貧困地區質量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創新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生態產品市場交易、生態保護多元補償協同推進機制;推進貧困人口生態護林員選聘,通過政府購買勞務促進貧困人口就業。五是在“社會保障兜底一批”中,加快推進低保標準和脫貧標準“兩線合一”,實現政策內部銜接,形成兜底扶貧合力。

治理機制重在協同善治。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行善治,增強貧困地區自我治理、自我發展能力。一是政策制定要共同參與。在扶貧制度設計層面,充分吸收基層政府尤其是縣鄉一級的智慧,充分尊重其利益和訴求。二是政策實施要共同推進。整合分散在扶貧、發改、財政、農林水等部門的扶貧資源,拼盤做菜、各記其功,打好政策“組合拳”,形成扶貧合力。同時,在扶貧對象確認、扶貧需求評估、扶貧項目選擇、扶貧項目實施、扶貧績效評估等方面,全面提高貧困戶的參與度,不能搞“關門扶貧”“單邊扶貧”。三是政策創新要共同探索。借鑒“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建立精準扶貧領域的“PNP”(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模式,采取政府購買、以獎代補等多種方式,充分利用NGO在精準幫扶方面的“精準性、專業性、服務性”優勢,對接貧困戶個性化、多元化、碎片化需求,在政府和貧困戶之間搭建橋梁樞紐。

(作者:湖南大學經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