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實現結構性改革的突破，是全球應對經濟增長乏力、推進經濟轉型的重大舉措。中國作為轉型中的大國，破解經濟轉型中的結構性矛盾，關鍵是改革，核心是改革，改革要突破，改革要落地。

遲福林

結構性改革決定經濟轉型進程

首先，經濟轉型直接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經濟轉型的本質，是通過結構調整和制度變革，實現結構再平衡和結構升級。當前，中國經濟轉型面臨著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和服務業領域產品供給短缺的雙重矛盾。解決這個結構性矛盾，既要有全球化的眼光，按照市場原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由此促進國際產能的合理布局和優勢互補；又要加快自身結構性改革進程，實現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動態平衡。

在產業結構升級的趨勢下，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2016年前三季度，中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5%。但是，目前的政策結構與體制結構仍不適應服務業發展趨勢。只有盡快變革現有的政策與制度結構，才能破解服務業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其次，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首先，要把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如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服務業市場開放程度遠遠滯后于工業，這就需要盡快打破服務領域的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以提升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同時要把改善營商環境、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無論是產業轉型還是產業升級，主體是企業不是政府，關鍵是激勵與保護企業家創新精神。這就需要加快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的轉型；嚴格保護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和企業家創新創業收益，穩定企業家預期；以降低企業的制度成本為重點，深化簡政放權，加快監管轉型，改善優化企業發展環境。

此外，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正處于歷史關節點。結構性改革觸及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觸及多方面的利益結構，知易行難，突破更難。從中國的情況看，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正處于歷史窗口期，時間與空間約束全面增強。這就需要盡快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需要盡快改變相關的政策與體制安排，需要盡快改變某些發展理念。推進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立足于制度變革來破解結構性矛盾，釋放改革紅利，形成經濟轉型的最大推動力。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決定結構性改革成效

面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需要在市場開放中推進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進程。就是說，在國際國內市場高度融合的今天，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需要全球視野。中國作為轉型發展中的大國，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從制度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

推進市場開放是結構性改革的當務之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盡管貨物貿易的增速明顯下降，但在經濟信息化、服務化趨勢推動下，全球服務貿易快速增長。2000—2014年的14年內，全球服務貿易增長了6倍左右，服務貿易開始成為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引擎。對中國來說，經濟轉型的進程將是同世界經濟深度互動、向世界不斷開放市場的過程。今天，以市場開放為重點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就是要拓寬經濟轉型的市場空間，就是要放大結構性改革的市場效應，就是要將結構性改革建立在各國市場相互開放、互利共贏的基礎之上。

推進市場開放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需求。市場開放是經濟轉型與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是全球結構性改革面臨著的重大課題。對中國來說，需要把市場開放的重點放在服務業領域，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釋放市場活力。

推進市場開放是各國政府的重要職責。有效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主動推進市場開放，創造全球范圍內的更大市場；就是要在開放中加快監管改革，完善監管體系，防范系統性風險。以中國為例，開放服務業市場，需要以公平競爭為目標推進監管轉型，需要強化消費市場監管，需要加大反壟斷和金融監管，需要有效保護知識產權。

破題結構性改革，釋放經濟增長潛力、激發市場活力，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對于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推進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就其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就其所蘊藏著的經濟增長新潛能，就其對利益結構沖擊的深度、廣度和復雜程度而言，都不亞于38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它將不僅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而且將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經濟治理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