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短評：

習近平總書記愛讀書、學問好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更是多次談到讀書的話題，引發各界關注。今年以來，習總書記多次向媒體公開自己的閱讀書單，讀書與做學問，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劉夢溪先生的演講首先從身邊學問做得好的朋友、師長開始，歷數近現代的學問大家，講述他們的思想和故事，重點介紹中國現代學者、國學大師馬一浮的治學精神和學問態度，回答了做什么學問和如何做好學問的問題，最后更是詳細地解讀了學問與修身的這個令人關注的現實問題。劉夢溪先生一直致力于文史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演講生動流暢，語言中肯切近，能夠發人深思。

20世紀60年代馬一浮在西湖岸邊

國學經典

人簡介：

劉夢溪，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學術思想與人物》《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的學說》《現代學人的信仰》《馬一浮與國學》《將無同：現代學術與文化展望》等。

師友們的學問精神

“學問”這個詞現在經常能看到，但有一個疑問：現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學問？我想先從我的朋友、師長談起。

湯一介，一個比我年長的朋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兩年前故去了。他研究中國哲學，但涉獵很廣，他的太太樂黛云研究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主要課題是“跨文化溝通”。

湯一介先生很可愛，性格特別好，他學問的養成跟他的家學是有很大關系的。他的祖父湯霖是清朝的進士，“事不避難，義不逃責”就出自他祖父之口，湯一介也銘記在心。湯一介的父親是湯用彤，字錫予，是20世紀首屈一指的佛學研究專家，著有多部佛學史著作，其中《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更是成為20世紀人文學術的經典之作，20世紀史學大家錢穆，在其《師友雜憶》中對湯用彤稱頌備至，由此可知湯用彤的治學、品行。所以湯一介的學問，一是受他的家學影響很深；二是將儒釋道融為一起進行研究，能夠會通三教；三是他有思想，長于哲學思維。有思想的學者，學問會有亮色。

他的太太樂黛云，是中文系的教授，是國內學術界“跨文化溝通”領域的領軍人物。“跨文化溝通”的概念在當今社會是很重要的，在樂黛云看來，她主張世界可以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統，因為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樣的，不同文化之間是可以溝通的。這個理念有什么樣的好處？它可以減少人類之間的隔閡。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可能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著大量的誤讀，親人之間存在著代溝等問題，這就是溝通的問題，清代學者章學誠曾說：“人之所以異于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人與人之間因為有情、互相喜歡，才能達到“相悅以解”，這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美好期待，“相悅以解”便不存在那么多的隔閡，對于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之間亦是如此，所以，“跨文化溝通”理論很重要。樂黛云的“跨文化溝通”是一個系列的著作，是值得研讀的，因為這對在文化差異面前不知所措的人們提供了很多思考問題的方法，只有了解這一理論，才能去認同它，才能漸漸將遠去的隔膜拉攏回來，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沖突。這個世界差異是必然存在的，但儒家講“和而不同”，這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理念。

湯一介和樂黛云的故事也很有趣。他們1952年結婚，生活上相扶相攜、學術上相知相伴，他們相濡以沫，夫唱婦隨、婦唱夫隨。對于做學問，樂黛云精通英文，研究的領域是跨文化，這使得湯一介的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始終與域外的學術思想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所以，湯一介不是一個孤陋的學者，他的視野非常開闊。這也對我們有所啟示，就是研究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學術，不能孤立地來研究，要能、更要有放之更大的語境中進行比較研究的視野。古人講文章、學問，湯、樂兩先生，他們的學品和人品是結合在一起的。

跟湯一介同年去世的，還有一位我尊敬的師長吳小如先生。他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先在中文系，后又去了歷史系。他的中國文史知識積累，是有名的。我不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但在上世紀60年代初我讀大二的時候，整個一學期的工具書課，都是吳先生來擔任，所以和吳小如先生有這般的師生之誼。他對治學工具的掌握，對文史典故的熟悉，讓我敬佩。原以為所謂工具書，不過是各種字典、詞典之類，或者最多再加上幾本韻書，誰知在吳先生那里，十三經、二十四史、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詞、六十種曲、太平廣記，無一不是工具書，而且是治文史之學的更重要的工具書。于是后來，我寫書的時候，遇到典故方面的問題，還經常會向吳先生請教。

大約十多年前，我正在研究陳寅恪的家世遭際，其中涉及其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經略湖南期間和文廷式的關系。文廷式當過珍妃的老師，深為慈禧嫉恨，早在戊戌政變之前即將文趕出宮，政變后，又嚴令各地搜捕，并可以就地處決。其時文在長沙，為陳寶箴、陳三立所救免。后來文廷式死，陳三立寫有《挽詞六首》，第四首開頭一句為：“元禮終亡命，邠卿辱大儒。”這“元禮”是誰？我一下蒙住了。于是打電話給吳先生，問其所疑。吳先生連沉吟都沒有，立即回說：是李膺，你查查《后漢書》。我一查果然是遭遇東漢黨錮之禍的李膺，元禮是其字。這樣的師長，對古典如此“脫口而出”的功夫，即使學術長輩中，也不多見。后來《陳寶箴和湖南新政》出版，我特在后記中標明此事并向吳先生致以謝忱。

另外，他最重視的便是寫作時候的用字用詞以及禮儀、稱謂上的表達。如“兄”之一詞，是表示對往還彼方的尊稱，對自己則謙稱為“弟”，而與年齡的大小無關。但此詞使用的禁忌處在于，除非特殊情形，年小者絕不可以對年長者以“兄”呼之。倒是年長位尊者，可以比較自由地稱年齡小于己者，甚而對弟子、晚輩，有時亦不妨“兄”之。記得吳先生曾有專門的文章談及此義。還有寫信的一方，可以在落款處留下“敬啟”字樣，但上款絕不可以寫“某某先生敬啟”。因為“啟”字有兩個含義，一是“開啟”的“啟”，二是陳述之意。因此寫信人落款可以自稱“敬啟”、“拜啟”，意為“敬陳”、“拜陳”。而對收信人寫“大啟”、“道啟”可，卻絕不能寫“敬啟”，他也有文章提到過這些。吳先生對文章義法和屬詞稱謂的講求是非常嚴格的，甚至有“學術警察”之稱，究其本心，則是為不亂吾國固有文脈，守持語言文化之純潔。

我得感謝吳先生，還由于大學就讀之初使我深受教益的兩部著作，游國恩先生主編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和《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這兩部書都是由吳小如先生注釋定稿，當時在我心里不啻學問淵藪，它們為我鋪平了通往古典研究的道路。

還有一位跟我交好的朋友，首都師范大學的教授寧可，他和湯一介是北大的同學，研究史學，學問做得非常好，文筆尤其好。他曾發表過一篇論歷史主義的文章，文筆漂亮得讓我著迷。文史之外他對軍事裝備頗有研究，對世界各國的海軍裝備，潛艇、艦艇、航母等如數家珍。做學問不能面太窄，不然容易鉆牛角尖，最多成為一曲一隅的小儒，成不了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