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

　　□講述人：劉夢溪

　　演講人簡介：

　　劉夢溪，思想文化史學者。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雜志創辦人兼主編。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近年主要著作有《學術思想與人物》、《紅樓夢與百年中國》、《論國學》、《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的學說》等，亦曾編纂《中國現代學術經典》。

儒家經籍《四書五經譯注》

　　編者按：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較大的提升。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文化觀念的差異，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價值的缺失引起廣泛的關注。本期邀請我國著名思想文化史學者劉夢溪先生講述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在今天的意義。

　　■精彩閱讀：

　　□我講的“敬”這個價值理念，是非常內在的，是人的性體的一部分，屬于自性的一種莊嚴。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做是中國文化至高的價值理念。這個價值理念規范的是人與人的關系。其實就是人與人相處，應該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自己不喜歡、不希望的東西，就不要強加于人。

　　□對話需要智慧。前幾年學術界去世的一位長輩，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他在晚年也有過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敬、誠、信”中的莊嚴

　　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有一些價值理念我覺得在今天尤其值得我們重視。比如“誠信”。誠信是中國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理念，孔子講，“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孟子也說，“朋友有信”。我們在《論語》和《孟子》里面可以看到，“信”被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誠”的概念，除了《論語》、《孟子》，《中庸》、《大學》講得更集中。《中庸》和《大學》是《禮記》里的兩篇文字，相傳《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大學》是孔子的高足曾子所作，所以兩著大量引用孔子的原話。《中庸》認為，誠是“天之道”，是“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而想要做到“誠”，即“誠之者”，則是“人之道”。顯然已經把“誠”視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問題。《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須從“正心誠意”開始，“故君子必誠其意”、“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而且作為一個人，內有誠，外面才有信，“誠信”是連在一起的。《易經》乾卦“文言”也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一個人的道德品性的提升，忠信是前提。“忠”是和“誠信”并提的價值理念，也可以說，有“誠”才有“信”，有了“誠信”，才能做到“忠”。其實一個國家的對外交往，也需要以誠信來立基，并不是對外交往就互相搞欺騙，那也容易被人識破。

　　還有一個我近年研究比較多的理念，也是中國傳統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價值理念，就是“敬”。“敬”的意思，當然包括尊敬他人、尊敬師長、尊敬長輩。但是“敬”的真正內涵，并不是對他人而言，而是指一個人作為生命個體的“自性的莊嚴”，指人的內在性格、性體、本性。一個人的內在性體的莊嚴，叫做“敬”。這個“敬”，是人之為人的最核心的精神旨歸，它體現的是人的自尊、自重，自我的人性莊嚴。

　　關于中國文化一些重要的價值理念，仔細追尋會發現，它的價值內核原來很多都與“敬”有關。譬如“孝”。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問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說，現在人們以為“能養”就是“孝”，果真如此，那么犬馬也“能養”，怎么解釋呢？然后他說，“不敬，何以別乎？”如果沒有敬的話，人的所謂“能養”，跟犬馬就沒有區別了。在孔子看來，人的“孝”是以“敬”為旨歸的，犬馬則不是。所以長期以來，人們把對老人的“孝”稱做孝敬，叫敬老，的確如此。

　　傳統社會有很多禮儀，包括家庭禮儀和朝廷的禮儀，最大的禮儀是兩個，一個是拜天，一個是祭祖。拜天、祭祖都不是信仰，而是崇拜，崇拜和信仰是不同的概念。拜天是為了表達對未知的敬畏，祭祖是為了表達對血統由來的追懷和愛敬。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話，叫“祭神如神在”，意思是說，在祭祀的時候，你要相信神是存在的，相信神是在場的。如果你在祭祀的時候還在想：神存在不存在呢？就不會有誠敬之心，就是對神的不敬了。我們讀《論語》可以發現，孔子對超自然的力量不愿意多講話，《論語》里有很多相關的記述，比如“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有一次，弟子的話題涉及生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顯得很不耐煩。顯然對生死問題，他不愿意多加探討。但對于祭祀活動，孔子從不輕視。而祭祀活動第一需要的，是一定要秉持“誠敬”的心態。這也就是《禮記·祭統》所講的：“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事神明”的祭之道，關鍵是一個“敬”字。

　　禮儀不僅存在于祭祀活動，舉凡社會的所有文明舉措，都有一個禮儀的問題。禮儀其實是文明的指標，文明與不文明的重要區分，在于文明需要講禮儀。孔子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一切禮儀，如果沒有“敬”，就不值得看了。所以禮儀的精神內核，也是一個“敬”字。我們在一些場合，需要穿合乎禮儀的服裝，因此服裝的作用，并不簡單是為了避寒、保暖，它還是禮儀的一個標志。

　　我講的“敬”這個價值理念，是非常內在的，是人的性體的一部分，屬于自性的一種莊嚴。孔子在《論語》里講：“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戰爭當中軍隊的統帥被人家抓起來，或者被斬首，這個情況當然是有的。但作為一個普通人，他的“志”是不可以被“奪”的。“匹夫”指一個平民身份的男子，不管有沒有文化，地位多么普通，他的精神世界的“志”，絕不能也不應該被他人奪去。過去對“志”的解釋，有的解釋為志愿、選擇、理想、追求等，其實不是。人的志愿選擇是可以改變的，大家知道魯迅早年學醫，后來變成文學家；郭沫若也是學醫的，后來成為詩人、作家等等。人的志愿或者工作方向的選擇，是可以改變的。因此孔子講的“不可奪”的“志”，必另有所指，指的是一個人精神世界不可變異的東西。

　　20世紀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儒，叫馬一浮，浙江紹興人。他讀書之多，學問造詣之深，當時很少有人達到他的境界。當然他學問的根基不是史學，而是儒學和佛學。馬先生對孔子講的“匹夫不可奪志”的解釋與眾不同。他說，什么是“志”？“志”就是“敬”。這是他的一個獨到解釋，這個解釋啟發了我。“敬”的本義，是自我性體的莊嚴、莊敬，也可以稱做“自性的莊嚴”，當然不可以被奪走。這個人的內在的精神固性，是不可以奪的。

　　我講的“敬”，在中國古代是非常神圣的價值理念，孔子講，孟子講，“六經”里面講，到宋代，程朱等大儒講得更多更系統。而且宋儒提出了“主敬”的概念。可是在當代社會，很少看到這種莊敬和莊嚴了。這在中國人的文化性格當中，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那種莊嚴，那種不可奪的“志”，那種不可動搖性，那種千鈞之力，有時候很少看到。到底是尊嚴重要，還是屈辱性的獲得重要？絕對不是說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保持內心的“敬”，所有人都可以做到，所以才叫“自性的莊嚴”。是自性，本來就有的，不是外加的。人人都有自性，人人都可以保持內在的莊嚴。

　　《紅樓夢》里面有很多丫頭，她們沒有文化，甚至不識字，但是她們很懂得禮貌。而那些有個性的丫鬟，也懂得維護自己的尊嚴。一次賈赦看上了賈母的丫鬟鴛鴦，想娶她為妾，鴛鴦堅決不同意，采取很多極端的行動表示抗拒，甚至當著賈母的面剪自己的頭發。后來賈母制止了這件事，使賈赦的想法沒有實現，這就是鴛鴦作為一個普通姑娘其內心不可奪的“志”，也是她的“敬”，她的莊嚴。

　　所以“敬”這個價值理念，可以說進入了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而且“敬”是跟“誠信”連著的。無誠則不“敬”；同樣沒有“敬”，也就沒有誠，也就沒有信。所以要講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以“敬”為帶領的“敬、誠、信”，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最重要的價值理念。

　　“行己有恥”是立身之本

　　還有一個文化價值理念，也需要在今天提出來，就是“知恥”。《中庸》里面引用孔子的話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并且說，“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這三句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修身”要訣。它的措詞非常有趣：要成為一個智（知）者，一個聰明的人，需要好學，你是不是達到了智(知)，我們先不管，只要你好學，就已經往智（知）的道路上走了，就是“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因為中國傳統的思想主張知行合一，如果你光懂得理論而不去踐行，這跟“仁”沒有關系，“仁”得需要實踐，在行動上見出來；“知恥近乎勇”，一個人勇敢不勇敢，就自身而言，恥感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人不知恥的話，就談不上勇敢了，如果懂得羞恥，已經接近勇敢。

　　“恥”的概念，其實是人作為人的一個文明指標。人的文明的表現之一是有羞恥心。“恥”字原來的寫法是“恥”，左邊是“耳”，右邊是“心”。“恥”是人的一種生理和心理現象，當恥感發生的時候，心里會不安，而表現在面孔上，由于血液沖漲，會使人變得面紅耳赤。恥感一生出來，面孔就會發生變化，所謂“滿面羞慚”。

　　“知恥”就是孟子講的“羞惡之心”。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他將羞恥心稱為“羞惡之心”。如果我們讀《論語》和《孟子》，可以發現孔子與孟子兩個人的不同，孔子非常和藹，像一位老人在那里緩慢地說話。他也有性格，也發脾氣，但是他整個的論道、論理，是化做日用常行，用很容易被大家理解的語言來表達，會舉很多例子，有很多比喻。但是孟子不同，孟子急切，禁不住要跟人辯論。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沒有羞惡之心，就不是人，這個話只有孟子講得出來。惻隱之心就是同情心，亦即不忍。而羞惡之心，就是知恥。孟子把這四個方面，叫做“四端”。“端”的意思，是指做人的開始。如果沒有這四端，說明還不夠一個“人”字。但孟子講的“四端”，我們今天已經不容易看到了，人和人之間的同情心變成了稀罕物。見死不救僅僅是怕法律誤判嗎？我認為主要是缺少是非之心，缺少正義感，缺少同情心。如果一個赤手空拳的男子可以當眾侮辱一個女性，大家圍觀，而無一人阻止，是非之心、惻隱之心哪里去了？羞惡之心哪里去了？

　　一個人本然地需要有羞恥之心，特別是有文化的知識人士，更需要“知恥”。所以孔子講“士行”的時候，使用了“行己有恥”的概念。如果是一個有官位的士人，就更需要有羞惡之心，需要“知恥”，需要“行己有恥”。因為只有“知恥”，才能做到廉潔。知恥而又廉潔，簡稱為廉恥。明代的大學者顧炎武把廉恥視為立身之本，他說“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所以中國社會要講價值倫理，“廉恥”是個最基本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說，如果無恥的話，將無所不為，恥沒有了，什么事都敢做；如果不廉的話，將無所不取，什么都敢拿。廉恥這個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理念，在今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顯得尤為重要。要講當代社會的共同價值，我覺得“禮義廉恥”是最基本的。“禮義”前面講“敬”的時候講過了，“無敬不成禮”。在孟子那里就是“四端”中的“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

　　“禮義廉恥”四個字，最早出自《管子》，管子是戰國時期齊國的政治家，他說“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禮”其實是文明秩序，“義”是社會的正義公平，“廉”是節儉廉潔，“恥”是自我的道德自律。“禮義廉恥”是需要直接踐行的價值倫理，所以孔子以“行己有恥”概括之。過去有句話叫“廉恥道盡”，沒有了廉恥，這個社會就不好治理了。

　　“恕道”與“和同”的異量之美

　　“恕道”是儒家思想。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貢提出一個問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有沒有一個觀念一個人一生都應該踐行？孔子說有，這個觀念就是“恕”，寬恕的恕。它的含義孔子也有解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做是中國文化至高的價值理念。這個價值理念規范的是人與人的關系。其實就是人與人相處，應該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自己不喜歡、不希望的東西，就不要強加于人。

　　宋代的理學家程顥、程頤，對“恕”的解釋有一些很好的比喻。為了做到恕，甚至可以“易子而抱”，就是把別人的孩子當做自己的孩子來養，來培養自己“恕”這種道德理念。“恕”這個價值理念，是中國文化的博大胸懷的體現，證明在中國文化里面，有一種異量之美，能夠同情他人，尊重他人，寬恕他人。西方對孔子的“恕”的思想評價很高，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應該是屬于全世界的道德金律。

　　還有“和同”的價值理念，在中國文化里面同樣非常重要。中國文化傾向于不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弄得那么緊張，那么不可調和。“和而不同”是中國人面對這個世界的總原則。不同，也可以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人與人的差異，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差異，真的有那么大嗎？從學理上來分析，我認為差異是第二位的，相同之處是第一位的。

　　我在上世紀末，1999年，有一段時間在哈佛大學做研究。我和哈佛大學的很多教授都有對話，其中有一個對話，對象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史華慈教授，他是一個法裔的猶太人，懂七八種文字，早年研究日本，后來研究中國，學問做得非常好。他研究的主要課題是“跨文化溝通”，主張人和人之間、不同的文化之間、不同的族群之間是可以溝通的，這是他追尋的一個最重要的文化理念。他也覺得這個世界不需要那么對立，大家有什么不可以溝通的？他跟我談話當中提出一個理論，他說語言對于思維的作用，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么大。這個過去我從沒有聽說過，因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沒有語言還能思維嗎？當然我們也了解，小孩子畫圖畫也是一種思維。史華慈教授為了倡導跨文化溝通，試圖在理論上有新的建構，他的這個理論想證明一個問題，甚至語言不通也不是人們交流的一個完全的障礙。當時我能夠給他提供的一個例證，是語言不通也可以發生愛情。

　　不同的文化可以溝通，不一定那樣對立，這是中國文化一向的主張。宋代思想家張載（字橫渠），一個非常了不起大學者，關中人，他有名的“橫渠四句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氣象大得不得了。試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是何等懷抱！大家知道中國文化當中有民本思想的傳統，關注生民的利益，是每個知識人士，每個為官的人必須做的。所以過去的縣官叫做“父母官”，民之父母，他當然要關心民的利益。張載講的“為生民立命”，來源于孟子的思想，因為孟子講過“正命”，即正常的生，正常的活，正常的死，不要讓民眾過不正常的生活。“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此。最后的指向，是“為萬世開太平”。

　　但是大家不會太留意，張載還有另外的四句話，我叫它“哲學四句教”。這四句話是：“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四句話講的是哲學，是一種宇宙觀。這個世界上，有無窮無盡的生命個體，可以稱做“象”，這些“象”，有動物的，有植物的，每個象都不同，真是萬象紛呈。“有象斯有對”，說的就是各個“象”的不同。即使是美麗的女性，也有不同的美。所以古人有一種說法，叫做“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西方也講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生命個體。“對必反其為”，是說一個一個的“象”不是靜止的，而是流動的，由于不同，其運行、流動的方向也不相同，甚至有時候運行的方向會相反，所以會出現“有反斯有仇”，發生互相間的糾結。這個“仇”字，古代的寫法是“讎”，左邊一個“鳥”，右邊一個“鳥”，中間是個言論的“言”。隹是一種尾巴很短的鳥，“讎”字的本義是兩只短尾巴鳥在嘰嘰喳喳地討論、爭論、辯論。這個“讎”字，也就是“校讎”的“讎”。我們都有過校書的經歷，真是很難的事情，所謂無錯不成書，很難一個字都不錯。古人的“校讎”更是一件大事，古人刻書很認真，一點一點地校，你拿這個本子，我拿那個本子，互相討論。“讎”則是對校對中發生的問題，互相討論，互相辯駁。但兩只短尾巴鳥互相辯駁的結果，并不是這只鳥把那只鳥吃掉，而是達成共識，或達成妥協，求同存異，走向“仇必和而解”。這是中國文化對世界的最基本看法。這個世界有差異，但是差異不必發展為沖突，沖突不必變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你想，用這個思想來看待世界，不是可以減少很多麻煩嗎？當然，不是一方面的問題，而是彼此雙方的問題，所以需要溝通對話。“有反斯有仇”，就是溝通對話，互相校正的過程。

　　對話需要智慧。前幾年學術界去世的一位長輩，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他在晚年也有過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講的是文化問題，意思是說，世界上的各種文化都有它的長處，“各美其美”，是指首先要看到自己文化的長處，不自卑，不失重，不妄自菲薄。“美人之美”是說光看到自己文化的長處還不夠，還要看別人文化的長處；各種文化的優長互相吸收，眾美相合，就是“美美與共”。如此的結果，將是期待的“天下大同”。這四句話的關鍵是頭兩句，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看到自己的長處容易，難的是也看到別人的長處。中華文化當然有自己的長處，這些長處我們慢慢地會把它發掘出來。但是，美國文化也有它的長處，美國的歷史雖然短，但是美國文化的影響力我們不能輕看。歐洲、日本、韓國的文化，也都有自己的長處。我們學習文化史也好，學習文化學理論也好，費老的這四句話非常重要，這是老一輩文化學者對這個世界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