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撤離的肯定是領導干部”

2003年，中央軍委任命范曉光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能夠來到當年父親長征戰斗過的地方工作，我感到很有意義。”

“利用下部隊的工作機會，懷揣著父親的回憶錄，我沿著父親的足跡，重走長征路。幾經探尋，我終于在班佑河邊找到了當年紅軍烈士的殉難地，如今那兒已變成了一片紅樹林，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

1998年王平去世后，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上將曾回憶，上世紀60年代他曾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聽過時任學院政委的王平做報告，說到長征過草地犧牲的班佑烈士時，老人不禁聲音哽咽，泣不成聲，全場無不為之動容，許多人第一次見到一位首長在公開場合傷心落淚……走到紅樹林，范曉光更深切地理解了父親的動情。

“我仿佛看見了父親偉岸而疲憊的身影，看見了那個臨死不屈的紅軍小通訊員、視死如歸的七八百紅軍烈士……我的雙眼模糊，我的心緒被深深感動著，召喚著，那一刻，我告訴自己，重走長征路，我追尋的不只是一種精神，還有一種責任，那是我們這代人傳承和發揚紅軍長征精神的責任。”

“尤其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物質豐富的今天，許多人卻思想空虛、精神失落，我有責任告訴年輕人，在那片草地上發生過的紅色悲壯故事，我當時就想，要在草地上為烈士們建碑立傳，讓紅軍的長征精神光照千秋。”范曉光提出建碑的倡議，得到成都軍區黨委和許多紅軍后代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如今，范曉光還記得2009年赴阿壩州考察建碑事宜，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黨委書記侍俊對他說過的話，“烈士紀念碑應由阿壩人民修建，阿壩人民與紅軍情深誼長，長征中阿壩地區藏、羌、回、漢各族人民曾為前后在此過往的10萬紅軍的糧食供給作出了巨大貢獻。汶川大地震中，解放軍在阿壩地區流血流汗抗震救災，幫助阿壩人民重建家園，阿壩人民最懂感恩！”阿壩州委州政府撥出專款，并將紅軍烈士紀念碑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紅色之旅的重要景點。

侍俊說到的汶川地震，正是和平年代的軍人范曉光，到成都幾年后，面對的一次關于責任的考驗———

現在問起范曉光8年前的事，他擺擺手，說“都不記得了。”

不會不記得。地震發生后，成都軍區能夠第一時間參與救援工作的，只有五六千人。正規軍兵力不足，當晚，范曉光批準下達命令：四川轄區內5萬民兵，包括預備役，集中起來到災區去！

而他本人，也第一時間趕往救災搶險的現場。

生死劫難剛過，比地震更大的洪水威脅又接踵而來。山崩地裂形成了幾十座危險的堰塞湖，而最大最危險的是容積超過3億立方米的唐家山堰塞湖，它就像綿陽上方的“懸湖”，一旦潰決，將直接威脅到下游100多萬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6月6日，范曉光再次陪同溫家寶總理乘直升機到唐家山視察險情，“決不能讓一個百姓傷亡！”總理返回綿陽之時，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葛振峰上將，點將范曉光等三位“老兵”，在最后關頭，集結壩頂，聯手出擊，指揮排危搶險，決戰唐家山！

接下來幾天，媒體大量報道唐家山的排危搶險：唐家山堰塞湖達到泄流水位！四將軍“坐鎮”唐家山！徹夜不眠“懸湖”未泄！艱難的選擇！……新華社援引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成都軍區抗震救災聯合指揮部副指揮長范曉光的話：大壩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沒有潰堤的危險……萬一出現緊急情況，最后撤離的肯定是部隊，部隊中最后撤離的肯定是領導干部。范曉光的承諾，給了無數人信心和感動。

“地震發生后，我無法與范曉光聯系而焦急萬分，兒子無聲的哭泣更讓我心憂如焚……晚上，當我從中央電視臺節目中看到他與第一時間趕到災區的溫總理一起，在都江堰救災指揮部時，我的眼睛濕潤了。年近90高齡的婆婆范景新深明大義，為了保證兒子范曉光全身心投入救災搶險工作，約定全家人不要主動給他打電話，以免分心他在前線的工作。”后來，范曉光的妻子吳曉鳴專門寫文章，為丈夫范曉光喝彩。

這個軍人世家里透露的真情實意讓人動容。一方面，是對遠方深入抗震救災第一線的親人最質樸、最真實的牽掛；另一方面，是這一家三代20多人，愿意，并已經成為范曉光最堅強、最可靠的后盾。

吳曉鳴還生動再現了當時范曉光的另一面。“曉光說：‘……嘿嘿，沒事……啊，小心你要當寡婦，哈哈！……’電話在玩笑聲中結束。樂觀和幽默什么時候都不少，我了解他……”這份幽默，也與父親王平彼時在長征中表現出的樂觀豁達，多有幾分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