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繼承與弘揚了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共產黨當初之所以能打敗各種勢力，走上執政的位置，一個充分的理由便是，它走了一條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華文化精華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來自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同時也延續了中國“邦以民為本”（尚書）、“民為貴”（孟子）的思想。毛澤東提倡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與中華文化的自強不息、威武不屈，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是一致的。毛澤東的游擊戰略與抗日持久戰的思想，與老莊孔孟的以弱勝強、得道多助、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主張相佐證。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無不與中華傳統文化精華互文互證。毛澤東在與各種洋八股黨八股的斗爭中，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后來成為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思想基礎。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弘揚了也創造性地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才能實現并且繼續實踐著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本土化、時代化，也才能始終扛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大旗不倒，拿出以中國道路和中國成就所證實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有識之士所矚目。

我認為，沒有新文化運動，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運動，沒有改革開放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就，停留在“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自欺欺人之中，我們就會自絕于地球，用毛主席的說法就是被“開除球籍”。而另一方面，如果丟掉了中華文化傳統，也就丟掉了人心民意，切斷了幾千年的文脈，離開了自己腳下的土地，自絕于本土與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某些時期的風浪中，例如“文革”后期人民對于周恩來總理的擁戴與懷念、對于“四人幫”的反感與結束“文革”的愿望，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一脈的忠奸觀念與正邪分野的強大生命力。小平同志正是在這樣深厚的民意基礎上，不失時機地順應潮流，堅定不移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現了新局面。如今，黨中央又在新的歷史機遇中提出文化自信與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轉化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基于對中華民族使命的擔當與自覺。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與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提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提法，映射出來的正是中華文化統籌兼顧、中庸務實、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光輝。

這些正與中華文化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強不息、不進則退，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變革觀，還有吾日三省吾身、聞過則喜的精神相對接。

在我國改革之初，西方一些政要，如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當時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在接觸過中國領導人之后，都預感到了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布熱津斯基20年前就預言：“中國可能不用太長的時間就會在全球事務中采取一種較為堅決而自信的姿態”。他們認為，用中華文化武裝起來的中國領導人，有一套自己的戰略思想，是理想的也是務實的，是敏銳的也是有耐性的，是堅強的也是善于應對與自我調整的，是講原則的也是足夠靈活的，是善于保護自身又具有足夠內存容量的。這正是中國思維方式所賦予我們的養料：不拒絕任何為我所用的啟示與參照，不做刻舟求劍的傻事，同時懂得過猶不及，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循序漸進、穩中求快，保證改革不會走上歧路。

中華傳統文化的轉化與發展

我們碰到的問題是古老文化的現代化。轉化是指，要使封建文化與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前現代的精神資源轉化為現代化的精神財富。發展是指，擯棄相對保守滯后的文化以建設適用于科學思維的、汲取了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符合人類發展方向的前瞻性文化體系。這件事做得好，將使中華民族受益無窮，并為世界提供范例。

文化有相對穩定性、生活嵌入性、無處不在性，何況已經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化。文化是一個互為依存的整體，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沒有那么容易，這就是為什么有些帶有封建主義瘢痕的文化遺存總是依附在我們社會肌體上。但是不論有多么困難，我們必須面對這個時代課題。

比如《弟子規》中有“人之短、切莫揭”一句，一般來說這是對的，別人有什么生理缺陷、難言之隱，你當然不能總掛在口頭上；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人要有是非觀念，要堅持真理，有的短是要揭的啊！而且除了弟子行為需要規范以外，父母也罷，上級也罷，都要樹立自己的規范與責任。如同需要“弟子規”一樣，我們也需要“老板規”與“父母規”。

又比如孔子的名言“君子不器”，是說君子的責任在于修齊治平，君子不應該關注于形而下的“器”，而應該全神貫注于形而上的“道”。但是我們今天認為，“器”和“利”，關系發展這個硬道理。我們今天必須強調傳統文化中所缺少的科學、邏輯、數理、技藝，“魯班精神”、“工匠精神”、科學方法、精細管理、經濟效益等等，恰恰是我們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大大關注與致力的。但是孔子講“君子不器”自有他的道理。孔子的中心意思是說，君子不應當拘泥于小事和具體事，而應當通過“器”看到事物的“道”，不要成為器具的奴隸，要有理想，有道德，成為生活主體。這個說法在今天甚至具有“后現代”意義。

再比如孔孟都強調從家庭中的孝悌做起，達到仁義天下、忠恕他人的目標。孟子甚至假設如果舜的父親殺了人，舜可以逮捕他，但逮捕后應該幫他跑掉，放棄王位，陪他度日。這當然不符合現代法制精神。我們不能將家庭人倫血緣關系擺在道義與法律、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之上。但同時我們依然認為，孔孟所強調的家庭倫理關系是我們中華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合人倫合常理的，只是必須遵守法律底線，符合公共道德。

文化創新發展的關鍵是，要用先進文化豐富調整安頓我們傳統文化中的道德人倫情感，同時用傳統文化的包容消化能力使當代文化、外來文化變得更加符合國情，對今天的中國適用與有效。

近年來，有西方學者感嘆他們的頹勢，認為西方的優越性已快走到盡頭；但也有人依然竭力貶低中國經驗。問題是不管有來自何種方向的聲音，越是在各種質疑聲中，在世界可能需要從古老中國的穩健思路與軌跡中獲得參照與補充的時候，我們越是不能對自己的成就和發展感到滿足。我們志在對民族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我們還有相當差距，對待外來先進文化的學習借鑒、汲取消化、為我所用的腳步不能停止；同時把中華文化繼承好弘揚好。

文化自信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于中外大事大課題，我們要有自己的語言，要有中華命題和中華說法。例如“一帶一路”戰略，就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落實。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不泥古、不崇洋，以天下為己任。中國越是發展成功，越要善于學習，永不停步。中國的文化自信是前進中的自信，學習中的自信，從善如流的自信。

今天談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有其特殊意義。我們身處一個時常感到無所適從的多樣文化環境，面對的是一個在近現代受到過多方挑戰、多種考驗、不無歪曲的文化，一種博大精深而不易輕易取舍的文化，又是一個隨著國家的迅猛發展，日益被珍視、顯現出強大生命力的文化。此時更需要我們汲取正確的精神實質，有揚有棄，有用有廢，把傳統文化中歧視婦女、弱化身心、扼殺創造等種種封建糟粕，毫不留情地淘汰，而把激勵心志、堅守美德、智慧深邃、胸懷天下等壯闊醇厚的元素，薪盡火傳，日月經天，一代一代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