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巨齡的鉆

曾經的苦難和沉淀，都在等待這一刻的補償。進入光明日報社后，張巨齡很快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新聞不是我的專長，語文才是我的優勢。”

1984年11月，光明日報創辦《光明日報·語言文字》專刊，張巨齡擔任版面編輯。當時，《語言文字》專刊聘請了9位大名鼎鼎的社外編委，他們分別是王力、呂叔湘、張志公、俞敏、張壽康、吳澤炎、王還、陳章太和季嘯楓。

王力先生是語言學界的泰斗，他撰寫的《中國現代語法》，是我國現代漢語研究的奠基之作。1985年7月，有讀者來信提出：漢語詞匯中的許多異形詞，比如“其他”和“其它”；“交代”與“交待”等，到底怎樣才合乎規范，或者是有沒有必要這樣區別，等等，希望予以答復。

張巨齡立刻想到了王力先生，寫信請其賜稿，還擅自定下了文章的標題：《“其他”、“其它”與其他》。約稿信剛一發出，他就覺得有些不妥。

“本來嘛，做編輯是斷不了要向名家約稿的。但約稿，也只要提出個大概范圍就可以。這一方面是給予作者思考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是對人家的尊重，特別是像王力先生這樣的大家，搞這種‘命題作文’式的約稿，怎么說也有些不大得體。”張巨齡有些惴惴。

不料，幾日后，張巨齡就收到了王力的文稿，不但“命題”未動一字，而且還用毛筆書寫得工工整整。事后，張巨齡擇機拜訪了這位大師，順便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愧疚。王力先生卻毫不介意：“噢，那沒什么，你是編輯，總還有你的考慮嘛！”

“先生寬闊與大度的胸懷，使我至今由衷敬佩！”張巨齡感嘆。

1987年下半年，張巨齡打算將自己此前所寫的關于語文教育的隨想錄，集結成書出版。當時由于工作關系，他常與呂叔湘先生來往，便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呂先生，并請他題簽。

呂叔湘沒有拒絕，也沒說什么別的，只是埋下頭仔細翻閱部分樣章。幾天后，來信叫張巨齡去他家。

一進門，呂叔湘就將寫好的書名墨跡，放在了張巨齡手中。展開一看——“語文·情趣·教學”，而且是橫、豎的兩幀。

直到后來，張巨齡才聽說，呂先生早就有個“三不主義”的準則，其中之一就是“不題字”。

張巨齡內心的感動至今翻涌著——

“這是一份愛的傳遞，這是一份對于《光明日報》愛的傳遞！因為‘光明’，所以被看重；因為‘光明’，我才有這份特殊的享受，我感受到了一名‘光明人’的自豪！”

帶著這份榮耀與感動，張巨齡從一名編輯逐漸成長為一位語言學家，而背后支持他的，正是他那非比尋常的執著信念和鉆研精神。

1997年的一天，《光明日報》某版的一則關于“人民教師無上光榮”的通欄標題，引起了一些讀者的議論：是“無上”還是“無尚”？報社同事想聽聽張巨齡的意見。

盡管文章只要求六七百字，但內容的充實和知識的準確至關重要。為此，張巨齡認真查閱《辭源》《漢語大詞典》等大型工具書，以及相關的文史典籍資料，并整整耗費三天時間瀏覽、閱讀了近半個月以來《光明日報》的120個版面。

扒、梳、剔、抉。張巨齡從中精心挑選了類似的另外兩組異形詞，即“同仁”與“同人”以及“人才”與“人材”，并將它們和“無上”與“無尚”編在一起，撰寫了名為《語言三題》的新聞評論。

《語言三題》避開了呆板的文風，一經刊出，讓讀者既化解了疑問，又開闊了視野，受到了一致好評。這件事也給了張巨齡以很大的啟迪，“編輯”作為一份工作，與“語文”作為一種一生的鉆求和愛好是可以有機結合在一起的，而且二者都能得到有益的提升。

十余年間，在完成報紙本職工作的基礎上，張巨齡先后撰寫了十余萬字的語言學、語文教育、回族學，以及新聞研究論稿，陸續在相關報刊上發表，如《應當建立全方位的語言文字研究體系》《呂叔湘先生和語文編輯工作》《語文的特性和語文教學的科學化》《關于語文教育內涵與改革的復議》《從為〈光明日報〉撰稿看呂叔湘先生的語文思想》，以及《新詞酷語的流行和漢語研究的反思》《高校漢語教材應當實現多樣化》等，在學界影響深遠。

時至今日，張巨齡的這份鉆研精神依然鮮活。

2014年，恰值《光明日報》創辦65周年，已經退休10余年的張巨齡應邀為《我們的光明之路——光明日報65年口述實錄》撰寫回憶文章。其間，他為確定一名名叫“杜子勁”的作者身份，訪問多人、遍尋資料，終于在某舊書網站覓到一本此人所編寫的書：《簡體字》。

這是本小32開，僅有92頁的小書，可賣家竟標價1200元。張巨齡二話不說，買！

“能增長知識，解決心中疑惑，花多少錢都值！”張巨齡把那本薄薄的冊子從書架上輕輕取下，展示給我看，“只要你肯用心鉆研，這本書里，還能發掘出很多的知識和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