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又稱番薯、金番、紅薯、地瓜等，它是我們家鄉常見的農作物。記得小時候，一日三餐不可無此君。如果不是有甘薯，恐怕我們就會挨餓。出于對甘薯的情感，我一見《金薯傳習錄》就忍不住手頭發癢，迫不及待地買了回來。

《金薯傳習錄》系清人陳世元（乾隆年間貢生）編輯，因甘薯系陳世元的祖先陳振龍從海外傳入，由福建巡撫金學曾推廣種植，在當時收到了療饑救荒的效果，人們感念金學曾的政績，故將甘薯命名為“金薯”。《金薯傳習錄》分為上、下二卷。上卷摘錄史籍志書中關于甘薯的各種記載，匯集了明清時期推廣種植甘薯的稟帖和官方文告，還有海內外甘薯種植、管理、儲存和食用的經驗方法等，如：“地宜松耕過，經起町高四五寸，春分后取薯種斜置町內，發土薄蓋”，“約七分在町內，三分在町外。町內者結實，町外者滋蔓”。這些都是來自客觀實際的生產經驗和生活常識，在廣大農村，這些切實有效的經驗和知識很多還被廣泛地應用著。

此書卷一收錄了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元五世祖先獻薯藤種法后獻番薯稟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青豫等省栽種番薯始末實錄》等文獻，記述了福建華僑陳振龍將甘薯種從海外傳入國內的經過，文字簡潔生動，頗具史料價值。其中明萬歷二十一年六月的稟帖有“尤幸本年五月中開棹，七日抵廈”等語，說明陳振龍是在明萬歷二十一年五月中旬攜帶甘薯種回國，在船上漂泊7天后抵達廈門的。這就揭示了甘薯種從海外傳入國內的確切時間和具體經過，解決了農學史上一個重大的研究課題，雖著墨不多，卻尤為珍貴。

關于甘薯從國外傳入還有另外的兩種說法：一是明萬歷年間廣東吳川林懷蘭從越南傳入，一是明萬歷年間廣東東莞陳益從越南傳入。前者有清道光年間的《吳川縣志》及“番薯林公廟”為證，后者以清宣統年間的《東莞縣志·物產·薯》所引《鳳岡陳氏族譜》為證。這兩種說法都有所依據，不能否定。但相對而言，證明陳振龍從呂宋傳入甘薯的是一部確鑿完整的農學專著，書中既有當事人陳述事件的稟帖，又有官方考察審批的文件，更有地方志書的記錄，可謂資料詳實，因此更為可信。

《金薯傳習錄》下卷匯集了有關甘薯的詩詞歌賦，包括賦、頌、五言古體、五言排律、五言律詩、七言古體、七言律詩等，凡75首（篇）。作者大多是沒有顯赫聲名的封建官吏和文人，所寫詩文主要著眼于甘薯的質優高產，對土壤、肥料要求低，易于大面積種植；抑或吟誦甘薯味道甘美，功同五谷，可佐饑饉；同時也謳歌了陳振龍傳入甘薯的功勛和金學曾推廣種植甘薯的德政。茲錄署名黃名香的《詠金薯》一首以見其概：“一自珠崖到海濱，蔓山遍野總相因。托根得地能蕃衍，結實隨時任屈伸。甘比水芝堪佐酒，功逾山藥可療貧。南邦處處傳佳種，荒歉常供世上人。”此詩談不上膾炙人口，然用大雅之體抒寫至俗之物，又朗朗上口，自然率真，別有一番情趣。

根據考證，《金薯傳習錄》自乾隆年間編輯成書，之后至少刻印過三次，每次刻印的數量也不少。可是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此書的全本只剩下兩部：一部藏于福建省圖書館，另一部藏于南京圖書館。其存世稀少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種：一是甘薯作為一種易于種植的農作物，一經掌握便可口傳心授，無須進行理論指導；二是種植甘薯的都是不識字的老百姓，他們看不懂《金薯傳習錄》，沒有閱讀保存此書的必要；三是封建時代“遵孔讀經，科舉至上”，鄙視生產科學知識，《金薯傳習錄》學得再好也不能中舉當官，更不能光宗耀祖。因此，《金薯傳習錄》也就得不到人們的重視和愛護，甚至面臨著失傳的危險。

1981年，農業出版社為了保存和推廣祖國農學的善本珍籍，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編印《中國農學珍本叢刊》，并依照原書的式樣影印出版，《金薯傳習錄》（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本影印）即為其中之一種。筆者購存的《金薯傳習錄》為精裝32開本，與朝鮮古農書《種薯譜》合訂一冊，1982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數2800冊。對于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和龐大收藏群體的國家來說，2800冊不過是九牛之一毛，因此筆者的收藏雖然只是個影印本，但亦頗為自珍。（陳偉軍 陳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