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靠一紙行政命令是堵不住擇校的。

——安徽省銅陵市教育局副局長王剛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

孩子教育，是件大事。一直以來，基礎教育階段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所引發的“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始終為公眾所詬病。為解決這一問題，從2014年至今，國家層面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推動“小升初”免試就近入學，全國各地也大力規范義務教育階段的招生工作。然而，對于就近入學，人們褒貶不一，有觀點甚至認為，就近入學讓擇校演變為“擇房”。一些地區采取的大學區、教育集團化等措施，其效果也有待進一步觀察。擇校，這個問題到底有解還是無解？

擇校，有解還是無解？

主持人：國家近年來大力推進基礎教育階段的免試就近入學，從老百姓的感受和各位自身所了解的情況來看，這一政策現在效果如何？

張蘋英(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吉首大學國際交流與公共外語教育學院院長)：就近入學這個政策目前看還是比較有成效的，大多數學生都可以保證就近入學。但應該看到，很多人是出于政策要求，不得不就近入學。

曾俊森(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博士)：就近入學政策出發點是好的，國家層面是希望借此保障每一個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確保教育的公平原則。但就效果而言，只能說在陣痛中等待新生吧。

張蘋英：我不是反對就近入學，目前看來全面推行就近入學，最大的問題是學校間的差距太大。現階段我們普遍面臨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資源的配置不合理。不解決這個問題，就近入學怎么搞都難得到社會普遍認可，更不可能達到預期目的。

賀優琳(全國人大代表、退休教師)：沒錯，就近入學和教育均衡之間是有一個邏輯關系的。保證學校間的差距不至過大、每個學校都有好老師，家長才不會舍近求遠、不惜代價把孩子送到一個更遠的學校。現在我們是希望通過就近入學來促進教育公平，所以在未縮小校間差距的情況下，就強制性要求百分百就近入學，是不妥當的。

謝櫻(新華社湖南分社記者)：我也有這樣的感受，現在看來就近入學對很多家庭而言，就是被動接受。一方面片區內學校劃撥不可控，另一方面就算身處名校學區，但“微機派位”下的學位分配更不可控。在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情況下，推行“就近入學”，無疑是備受質疑的。

主持人：現在有觀點認為，就近入學政策讓擇校變成了“擇房”，大家怎么看？

殷飛(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副教授)：從某種程度上說，嚴格實行劃片入學加劇了“天價學區房”現象。因為以往“以錢擇校”“以權擇校”行不通了，加上推優、特長的招生名額也在不斷縮減，購買學區房成了許多家長送孩子進名校的唯一方法。

曾俊森：是這樣。就近入學政策下，擇校與擇房之間的微妙關系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認為學區的劃分應該是一個綜合因素共同發力的結果，而不應是單一標準導向的。當然，很多家長強調絕對化的一碗水端平，以當前的教育形勢和地區基礎教育發展水平來看，是做不到的。

張蘋英：沒錯，學區劃分還是要有一套相對固定、合理的標準，不能經常變化。首先學校的布局要合理，在學區內從幼兒園到中小學都應配置，不能小學在這個區上，中學又劃入那個區。其次要考慮人口密度，不要這個學校四五十人一個班，那個學校七八十人一個班。第三要嚴格按地理位置劃分，減少人為干擾。第四，劃分后應當相對固定，不得隨意變化。

謝櫻：我倒是覺得在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學區范圍怎么劃都不合適。因為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學區怎么“劃”，而在于資源怎么“分”。正是因為學校水平有較大差距，一實行“就近”，大家都想劃進較好的學校，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如果先有教育資源均衡，學校水平都差不多了，學區怎么劃都好接受，就近入學也就水到渠成。

主持人：說到教育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現在各地普遍采取大學區、教育集團化等方式，效果到底怎么樣？

謝櫻：名校辦學集團化的趨勢，如今在各地都已經初見成效，很多名校的“分校”，在城市的各個片區開花。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意味著更多的孩子能以就近入學的方式進入“名校”，集團化的統一管理、教育理念的一致，也讓家長覺得教學質量更有保障。

曾俊森：目前看來，似乎也很難再找到比大學區、教育集團化更好的解決路徑。但我覺得這都只是形式上的探索。

謝櫻：是的，部分“集團化”下的“名校”，教學質量、師資力量仍然存在較大差別，一些集團化的學校只有優質頭銜之名，并無優質師資之實。很多家長仍然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往名校“本部”就讀。

殷飛：僅靠教育部門以行政手段調節，很難遏制這種現象。我倒是認為，現在不僅是要把新辦的普通學校盡快辦成家門口的好學校，還要改革教育評判機制，真正強調學校的辦學質量、特色，而不是看學科成績。另外，應把熱點民辦初中也納入電腦派位招生范圍，義務教育階段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試，讓所有學校的生源趨于均等化，才能為教育均衡發展奠定基礎。

賀優琳：沒錯，現在公辦學校擇校熱度降下來了，但是民辦熱點學校、外國語學校依然讓學生和家長向往。這樣下去，我們改革的初衷就很難實現。

主持人：從就近入學這個政策說開去，近年來教育改革方面措施不少，但改革推進過程中往往阻力很大，各位認為這其中阻力主要來自哪里？

張蘋英：近年來教育改革受到高度關注，相關方案、措施也出臺了不少，從教育一線的情況看，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帶來的實質性變化并不大。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阻力：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舍不得放權、不愿放手。二是學校不愿冒風險。三是教師工作壓力大，不愿也無暇去嘗試新東西、探索新路徑，改革和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曾俊森：阻力主要來自人心。辦學硬件的改進，按部就班就能實現，但是擇名校、找名師等主觀理念的消解就不那么容易了。當前社會的競爭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剛性的社會結構困擾著社會層級之間的流動。這種緊迫感或者說是壓迫感，使得家長愿花大代價來教育孩子，哪怕只是一廂情愿。

謝櫻：我國的教改那么多年了，成績不能否定，但有些舉措確實是治標不治本。教育必須正視“指揮棒”效應。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什么樣的教育，最終都是“指揮棒”下的產物。比如高考催生了應試教育，但應試教育并不是中國獨有，只不過我們把它的“指揮棒”效應單一化、格式化了。所以說，只有國家從頂層設計改變這種模式化的評價體系，學校、教師、學生、家長才可能真正有所改變。

整理：謝櫻 凌軍輝 主持人：鄭明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