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別人提到高麟溢，記者便對這位老人家肅然起敬。2005年，上海吳覺農紀念館籌備在即，不少茶人主動捐資捐物，遠在北京的高老為了匯款，更是以古稀之齡在銀行排了近兩個小時的隊……

2016年，茶學家、農業部原農業局副局長、中國茶葉學會原副理事長高麟溢進入米壽之年，88歲的他，依然懷揣一顆拳拳愛茶心，只要茶行業需要，他就會不遺余力地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高麟溢

一句開題話幾番茶人情

“我這一生比較知足，國家對我的培養付出很多，但我對國家的貢獻卻很少。”采訪伊始，高麟溢的一句話，瞬間打動了記者的心。

對于高老來說，對茶的感情仿佛是與生俱來。1928年，他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羅東鄉木橋村的茶葉世家。“我的爺爺、爸爸都是茶商，爺爺更是被送外號‘十里香’。”高麟溢笑著說，“爺爺常到上海、天津、香港做生意，一次在輪船上泡茶，茶香四溢，引來船上諸多乘客圍觀、品茶。一款茶來自哪兒，是什么品種，他都能品出來。”耳濡目染地，高麟溢自小也愛喝茶，每次放假回家，常往茶山、茶廠里跑，邊看邊學，跟著采茶、加工茶，成了家里的小幫手。家鄉出產的烏牛早茶的茶香，更是深深刻在他的生命中。

他清楚地記得，烏牛早茶特殊的采摘方式：這里沒有“溫柔”的采茶仙子，統統是“彪悍”的采茶漢子；這里沒有化肥，都是用割掉的稻草做有機肥……

“按照當時傳統的采摘方法，不是直接采摘葉子，而要將茶樹枝干割斷后帶回去采，被稱為‘臺刈’。我們俗稱‘三年兩頭刈’，隔一年割一次茶樹，保證第二年茶樹長得好。所以我們這里的女人們不用上山做農活，種茶、割茶樹都是男人的事兒。”

高麟溢坦言，從大學開始，到走上工作崗位，烏牛早茶時刻牽絆著他的心，只要有研究方向或是發展心得，他都會傾囊相授。那一個偏遠貧困的小山村，當年只走出兩個大學生，其中一個就是高麟溢———家庭對教育的格外重視，促成他一舉考上復旦大學茶葉專修科，也促成了他與茶一生的緣分。

“綠改紅”浪潮的“實踐課”

“綠改紅”浪潮是新中國成立后茶產業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筆，從大學到工作，一段時期內，高麟溢為此不斷奔波。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抵消前蘇聯的部分借款，按照對方的要求，我們須向對方出口茶葉，主要是紅茶。由此，我國茶葉生產開始大規模‘綠改紅’。”1951年3月份，浙江紹興成為第一批綠茶改紅茶示范區，正在復旦大學就學的高麟溢，不僅被派到紹興學習，還到鄉村推廣技術和方法。23歲的他從紹興出發，坐車、步行，一路翻山越嶺，最后抵達嵊縣（今浙江嵊州）的北山區。在那里，他組織培訓班，建立初制所，傳遞烘焙、發酵的知識，為茶農帶去直接的幫助。

到了華東農林部工作后，他又到皖北金寨縣參與紅茶改制工作。彼時經驗日益豐富的他干得更加順手和出眾，不僅為當地籌建了紅茶初制所，還借此制定采制操作規程傳授技術。這位遠道而來的年輕小伙子，得到了當地茶農的熱烈歡迎。

當時，在紅茶的發展領域，前蘇聯也派來專家多次來華指導、交流。高麟溢又趕上了兩次難得的學習“機會”。一次是他參加中蘇茶葉考察組，跟著考察了浙江、安徽、福建三省十多個縣，參與收集、整理、編寫考察資料和總結工作。還有一次，是陪同兩位前蘇聯專家在安徽祁門茶廠指導祁門紅茶初制示范試驗。

提起當時前蘇聯專家掌握的先進技術，高麟溢依然記憶猶新，他們提出的“茶樹條栽密植”、“定型修剪技術”等專業的茶葉術語，在60多年后的今天，還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講出來。后來，高麟溢參與編寫了《蘇聯專家紅茶試驗示范小結》。正是這樣的經歷，加深了高麟溢對于茶葉機械化的關注，成為了日后在地方推動機械制茶理念的實踐來源。

一本手冊，一段歷史

在采訪中，高麟溢搬出了一摞厚厚的工作筆記。由于年代久遠，本子多數都已泛黃，有的紙張甚至散了架，翻開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手寫了大量的數字和文字：收了多少茶葉，價格多高多低，茶園的面積多少，產量多少……這哪里是工作冊子啊，簡直是珍貴的茶產業發展歷史記錄！

在老人家的心里，這些數字和文字也是歷歷在目，提到哪年茶業界發生了哪些大事，高麟溢如數家珍。

“我到農業部工作以后，一直就是和數字打交道。1957年，我國茶園面積達到494萬畝，總產量是232.2萬噸，這些都得益于1954年的一次重要會議。”高麟溢所指的那次會議，就是全國茶葉會議，那一次，恢復荒蕪茶園被提上議程。

“這次會議是由農業部、商業部、外貿部三部委聯合召開的。我當時剛被調到國家農業部工作，就參與籌備和總結這次會議。”高麟溢說，會議上通過了“大力發展茶葉生產”、“恢復荒蕪茶園，有計劃地在山區丘陵開辟新茶園”的茶葉生產方針，這對當時的茶葉發展仿佛打了一劑“強心劑”，整個國家的茶葉發展日益蒸蒸日上。

“還有個重要的口號是‘5萬擔’。”高麟溢笑著說，那是1974年，我國確定了100個年產5萬擔茶葉基地縣的規劃工作。

在會上參與組織工作后，高麟溢馬不停蹄地對浙江、安徽等產茶區進行考察和統計。在安徽休寧縣，他有了驚喜的發現。

“我發現，休寧通過3年時間已經實現了5萬擔的目標，這在全國是多么成功的一個典型啊！我立刻匯報給部委，他們非常重視，沒過多久，就把全國年產5萬擔縣經驗交流會開在了那里。”正是這樣的典型樹立，為全國產區的發展鼓了勁兒。到了1976年，全國年產萬擔縣已有117個，其中年產5萬擔的縣由6個增至18個。

重品種，抓質量

1981年，高麟溢擔任國家農業部經濟作物局副局長、農業部全國茶樹良種審定委員會主任，3年后，他又擔任農業部農業局副局長。所有的這些職務，不僅不離茶，更讓他能施展拳腳，多干實事。

對茶樹品種資源的普查與保護，就是他干的一件大實事兒。早在上世紀80年代前后，高麟溢就敏銳地發現了茶樹品種資源的寶貴之處。他不僅主持擬定了《全國茶樹良種審定暫行辦法》，而且布置各地進行茶樹品種的全面普查，為中國茶樹資源繪出了一張珍貴的歷史“地圖”。截至1984年，僅云南省就征集400多份材料，4000多份標本，300多個品種，發現178處野生茶樹。

茶葉質量更是高麟溢關心的重中之重。1985年和1989年，他分別主持兩次大型的名優茶評比，第一次評出全國名茶11個，第二次評出26個。“發展名優特茶，不僅促進當地打造地方品牌，同時，也能整體提升茶葉的質量水平。”高麟溢語重心長地說。

甘做茶行業的“螺絲釘”

1988年離休后的高麟溢，依然忙碌。他不僅籌建和主持了“茶人之家”，又聯合老茶人，組建了“當代茶圣———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并被推選為會長。

只要身子骨硬朗，有茶鄉需要評審、考察，他更是會滿懷熱情地前往。他實際參與了全國20多個縣的“中國特產之鄉”的實地考察和評審活動。將畢生所學交給當地的茶農，為茶葉發展出謀劃策，依然是他步入老年后的一件樂事。

在本周剛剛組織的丙申讀書茶會上，眾多新老茶人在會上暢所欲言，講生產提出口，88歲的高麟溢側耳聽、認真講，更是整整坐了3個小時沒有離席。在場的參會人員都為這種精神感動。

他說，愿做茶行業的一顆“螺絲釘”，哪里需要他，他便全力以赴地進行實踐和努力。

“我就是希望繼續為普及茶葉知識，弘揚茶文化，推動茶葉經濟和富裕茶農多作一點貢獻。”高麟溢說。

老茶人名片

高麟溢，茶學家，農業部原農業局副局長、中國茶葉學會原副理事長。長期從事全國茶葉生產管理工作。20世紀80年代起，參與國家一系列茶葉生產方針政策的制定和組織實施。重視調查研究，深入基層，對我國茶葉基地建設、良種推廣、新產品開發等做了大量工作，為我國茶葉生產的恢復、發展作出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