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史，每一個職業都有其自己理想的閱讀史。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會成為什么樣的人。所以，根據自己的職業和興趣，選擇一些能夠幫助自己成長和發展的書籍，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努力學會做的事情。

朱永新

與許多農村的孩子一樣，我的童年基本上沒有什么閱讀生活。雖然父親是一個小鎮的小學老師，教音樂和數學，但是身處那個物質相當匱乏的年代，家里也幾乎沒有什么藏書。

上小學以后，我認識的字多了起來，就開始主動找書讀。記不清從幾歲開始，我突然迷上了讀書，而且一開始就與許多喜歡連環畫的小伙伴不同，迷上的是厚厚的大書。那個時候，書非常少，又是在偏僻的鄉村，找到的大部分是沒有封皮、沒有結尾的殘缺不全的書，但我照樣讀得津津有味。雖然不知道書名，書中的情節還是強烈地吸引著我，甚至因為沒有書皮、缺乏結尾，我不由自主地揣摩書名，自編結尾，反倒激起了更多的閱讀樂趣。長大以后才大概知道，那些書大約是《林海雪原》、《青春萬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

由于母親在招待所工作，我們全家就住在招待所。南來北往的客人，經常會有一些隨身攜帶的好書，我就纏著他們借閱。因為這些客人往往第二天就要離開，我就逐漸養成了一目十行的本領，快速閱讀這些得來不易的書籍，有時候幾個小時就可以大概瀏覽一本書的內容。當然，這也讓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讀書不求甚解的壞毛病。

進入中學以后，讀得最多的是《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詩詞》，也開始閱讀一些能夠找到的文學雜志和詩歌。我對詩歌有著天然的興趣，記得還用毛筆抄錄了一本無名的長詩，用筆記本摘錄了許多描寫人物與風景的片段。那時候，與許多少年一樣，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做起了作家夢，津津樂道地與班上的一名姓郭的同學寫詩唱和，用“過江”、“過海”等筆名寫了《車輪滾滾》等小說，還積極向報刊投稿。反正那時投稿不用貼郵票，只要在信封上面寫上“稿件”“郵資總付”的字樣就行了。

我真正的閱讀是從大學開始的。

我是恢復高考以后的第一屆大學生，被錄取在江蘇師范學院（現蘇州大學）的政史系。按照當時情況，如果沒有意外，我畢業以后應該是一名中學政治或者歷史老師。一開始也沒有明確的讀書目標，班上的同學，來自五湖四海，有一些老三屆的學生，學問好得讓年輕的老師也自愧不如。我經常是看他們讀什么書，自己就去借什么書。第一年的時候，看得最多的是《中國歷代詩歌選》，從《詩經》《陸游詩選》讀到《龔自珍詩選》，再看普希金、雪萊、泰戈爾，也嘗試背誦了一些古代詩詞與現代詩歌，但往往是隨記隨忘，只有一些名句名段有些印象。第二年，是我閱讀比較自覺的一年。我有一個同桌劉曉東，父親做過教育部副部長，當時是一個省的省委副書記。他告訴我，從書上學習的東西，要比從老師那里多得多。所以，他基本上是自己泡圖書館，老師的課基本上不聽。我不敢如此“猖狂”，但是，我們倆一起真正進入了圖書的海洋。先是看歷史書籍，《光榮與夢想》、《第三帝國的興亡》、《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用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再后來是讀商務印書館的那套西方名著譯叢，從盧梭的《愛彌兒》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福澤渝吉的《勸學篇》到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雖然許多著作并沒有真正讀懂，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但是那畢竟是精神充盈的歲月。那個時候，我自己的借書卡不夠用，就借同學的卡，每星期從學校圖書館捧回一大堆書，每次還書的時候，管理員經常笑著問：“都看完啦？”

在讀這些偉大著作的同時，名人傳記也開始成為我的案頭必備，《林肯傳》、《拿破侖傳》、《羅斯福傳》、《居里夫人傳》、《馬克思傳》、《海倫·凱勒傳》……從每一個人物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成為我為自己充電的必修課。后來，我又讀完了學校圖書館里所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傳記。給我影響特別大的一本人物傳記是日本醫學改革家德田虎雄的自傳《產生奇跡的行動哲學》，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譯叢”的一本，講的是德田虎雄怎樣從一個日本農村的普通孩子成長為優秀的醫學改革家的故事。這本書告訴我，追尋自己的夢想，任何人都能夠創造輝煌；追尋偉大的靈魂，我們也可以走得很遠。一直到今天，閱讀名人傳記仍然是我日常的功課。

考慮到自己今后要做教師，從大二下學期開始，我有意識地閱讀了許多教育學、心理學的著作。那個時候，基本上都是前蘇聯的教科書，從凱洛夫的《教育學》到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教育文集，看得最多是馬卡連柯的《教育詩》，做了許多筆記。結果，在學校選擇部分學生去上海師范大學進修教育學心理學的時候，這些筆記發揮了作用。我讓系總支書記相信，我是真正地熱愛教育學與心理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