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最高決策層明確給出了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指導方針。我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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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個簡要分析，首先可以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說，人的需求是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卻是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使人類社會從依靠分工與合作的采集、狩獵來滿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狀態，一路走過以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為標志的文明提升過程，其中關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創新都是發生在供給側。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供給側以美國蘋果產品為代表的產出創新，可以在中國引出釋放消費需求的購買熱潮；出于對國內供給品魚龍混雜、質量無法保證的預期，中國游客會到日本大量出手購買“馬桶蓋”。過去需求側總量視野內稱為動力來源的消費、投資、進出口“三駕馬車”，其實必然要衍生出結構化動力問題，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的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并充分展開，才可以有效形成對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在真實世界并非以完全競爭自動解決全部結構優化問題的情況下，政府便不得不處理引導結構優化的“政策供給”和激發潛力釋放的“制度供給”這樣的復雜問題。

其次，我們認為，從經濟調控實踐經驗說，政府如何合理實施供給側管理的問題是無法回避的。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美國當局以區別對待、把握重點的措施，先后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蘇過程的決定性轉折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寬松”實行貨幣政策的結構化運用，財政政策更是對優化結構不遺余力。

第三，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重點建設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是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

所以，我們認為，中央正是在深刻總結中外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在中國完成經濟社會現代化轉軌升級的問題導向下，形成了關于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明確要求。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地選擇新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創新；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需求側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的有益經驗、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供給側改革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治理和從追趕到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我們認為是問題導向下，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來解放生產力的長期行為。黨的十八大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要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最終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新常態“新”已明朗、“常”未實現，面對矛盾凸顯的挑戰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車之鑒的潛在威脅，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

從供給側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和制度這五項。各國經驗都表明，前三項在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過程中，比較容易表現出它的支撐力和對發展的貢獻，但其后卻要轉向衰減。中國就是這樣：低廉勞動力比較優勢支持我們一路走來成為“世界工廠”；土地和自然資源開發中“無價”變“有價”、“低價”變“高價”，形成物質利益驅動的生機勃勃的超常規發展；引進外資帶來技術和管理經驗，引出本土原始積累過程并發展到民間資本十分雄厚的今天。

然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這幾年，新的問題卻是民工荒、用工貴、招工難，征地、拆遷、補償成本急劇抬高且頻頻引發矛盾沖突；常規投資普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為引領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依靠后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沖下行因素、打造發展“升級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來源。

問題導向下，亟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包括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力供給，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產品多樣化而服務實體經濟升級換代，設計實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依科學研究的規律釋放科研創新的潛力，配套地實質性推進改革減輕企業綜合成本，激發微觀主體活力，主要依靠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淘汰落后產能等等。

雖然新階段供給側發力的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敢涉險灘、啃硬骨頭。做好供給側結構改革，中國人不僅可以有技術層面的后發優勢，不僅可以消解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上的某些后發劣勢，還有望形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支持下供給側偉大實踐的先發優勢，去如愿對接全面小康和中國夢。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