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先在于錢先生“平視魯迅”。過去不少人研究魯迅，把魯迅放在崇高的地位，仰視魯迅，這就難免溢美。以后又有人把魯迅放在“怪人”的地位，俯視魯迅，這就難免貶低。當八十年代初，錢先生研究魯迅時，就以平等的眼光看魯迅。

　　盡管這種看法當時引起眾多責難，但王瑤先生是贊同的，并為之辯護。以平等的眼光看魯迅，這就使錢先生擺脫了溢美與貶低的偏見，公正、客觀、冷靜地探尋魯迅的精神世界。錢先生把《野草》這本書作為理解魯迅精神的鑰匙，我感到抓住了關鍵。錢先生認為魯迅的可貴之處在于對舊社會的懷疑與批判精神，“五四”正體現了這種精神。不過“五四”之后，后來的啟蒙者走上了不同的路，只有魯迅等少數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批判舊世界，用馬克思主義尋找新世界。盡管魯迅并沒有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斗爭觀點，對馬克思依靠無產階級建立共產主義的思想是完全接受，并作為自己與舊社會斗爭的武器。

八十年代，錢理群和研究生在“我那間小屋”里。

　　錢先生站在這樣一個高度來解釋魯迅的思想，對我這個讀過魯迅著作但并不懂魯迅的人就頗有啟發。這就是優秀學術著作對一個普通人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再談魯迅先生的著作就有了新的體會、新的收獲。錢先生研究魯迅不是寫傳記，也不是做考證（當然，也需要有人從事這些工作），而是從思想層次上分析魯迅的“思維”、“心境”、“情感”和“藝術”觀。讀過這些深入的分析我的確有“醍醐灌頂”的感覺。高深的學術研究，我這樣的普通人都能讀懂，且有所獲，這就是學術水平高。

　　錢先生從對魯迅的研究又進入周作人的研究，“二周”是他研究的中心。我對周作人了解不多，僅讀過《周作人散文》（四集）、回憶錄《苦茶》、陳子善先生編的《知堂集外文》和雷啟立先生寫的《苦境故事·周作人傳》。周先生的文章風格樸實而清新，正是我喜歡的文章風格。但對他當漢奸，以及在1959-1961年困難時期向境外友人“乞食”（他當時的苦難比一般人小很多）頗為不屑，總覺得如此軟骨頭，充其量一個無聊文人而已。讀了錢先生的《周作人論》才知道自己不求甚解地讀了一些周作人的書，其實根本不了解周作人。

　　錢先生不像有些人那樣為贊周而為其當漢奸辯解。他并不認為周當漢奸可以原諒，但也不因為周當漢奸而否定他的一切，這就是錢先生研究周作人的基本立場，也是錢先生在周作人研究中深入而有許多精辟見解的原因。周作人原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巨人，對新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即使在以后，他在許多方面的研究，對今天仍然有意義。他是一個失足文人，我們不能因為他的“失足”而否定他的成就，也不能因為他的貢獻而否認他“失足”。錢先生的獨到分析使我才能真正進入周作人世界。學術成果不是要束之高閣供奉起來的，而是要啟示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

　　錢先生從二周的研究進入了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他和黃子平先生、陳平原先生提出了“二十世紀文學”的概念，并深入進行研究?！妒兰o心路》就是這種研究的成果。在這本書中，我認為最獨特的是對曹禺的研究（《曹禺的生命歷程》）。在解放后極“左”路線的影響下，過去那些追求革命或獻身革命的知識分子都被作為“改造”對象。割掉他們思想、精神的自由，改造成當政者需要的人。

　　舊社會來的文人改造過程不同，結果也不同。老舍、馮友蘭是改造甚為自覺，也較為容易、徹底的人。陳寅恪先生是拒絕改造的人。曹禺也自覺改造，且相當徹底（直至八十年代他還痛批《苦戀》，且痛斥“自由化”），但這個過程相當痛苦。錢先生對曹禺先生的這個痛苦、掙扎過程的分析相當真實而客觀。如此真實、冷靜、客觀分析一個作家的痛苦“自宮”的文章我讀得很少。我覺得錢先生對曹禺的分析有樣本的價值，當然并不是“頂峰”，但能啟示他人。錢先生的《1948：天地玄黃》是寫解放后文學史的開端，其中分析曹禺先生的文章應該是這種研究的繼續。

　　北大的學術傳統不僅表現在學術成果上，而且體現在學術態度上。應該說學術態度比學術成果更根本，只有那種學術態度，才能產生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所以，錢先生繼承了北大學術的傳統，更為基本的，還在于他的學術態度上。這也是他學術成果數量與質量都頗豐的原因。

　　錢先生作為老北大深受北大先輩學者治學方法與態度的熏陶。他師從王瑤先生，王先生踏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影響了他。解放前北大的王牌系是地質系和中文系，解放后許多文理大師轉到北大，北大的王牌系是物理系和中文系。能在北大這樣的大學稱為王牌，就是有許多大師級學者，有優良的學術傳統。北大中文系的許多大師級學者如吳組緗、林庚、楊晦等對錢先生都有重大影響。在《我的精神自傳》和《精神夢鄉》中，錢先生都說明了這一點。

　　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一是厚積薄發，這其中的含義一是先要打好基礎，不要急于出成果。只有學術成果扎實，才有以后的成果。二是知識面要廣博。盡管每個人的學術專長都在某一專業，甚至某一專業的某個問題上，但應該有廣泛的各專業知識。錢先生在發表《心靈的探尋》之前有二十多年的積累，而且從其著作中看，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社會學、哲學等均有廣博的知識，這才有深入獨到的分析。大師級學者都是跨學科的。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二是要有創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不拘于巨人之結論。錢先生的著作達一千三四百萬字，但許多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絕非平庸之作。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三是以學術為業，不以學術為工具去追求名利。錢先生極為有名，但并非自己追逐而來，而是學術研究之果。而且錢先生淡泊名利，不以名人自居，也不為利而去寫暢銷書。

　　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區別之一在于大學有傳承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要教書育人。一個好的研究人員不一定要會講課，但一個大學的學者必須講課好，能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學生。錢先生的講課在北大，甚至全國都是極有名的。聽過錢先生課的學生告訴我，錢先生講課充滿激情，自己動情也感動了學生。錢先生有點禿頂，講課時頭上冒汗，他用一大手帕擦去。吸引學生的不僅是激情，還有錢先生講課的內容，不時有新觀點跳出，且廣征博引。學生聽錢先生的課是極大的享受，我也曾想去聽錢先生的課，但找到教室時已無立錐之地，只好作罷。我想錢先生講得好，首先在于他的學術功底，給學生一杯水，自己不止有一桶。其次在于他的教學態度。他把講課作為傳承文化的方式之一。他曾對我說，學生稱你為師，你就要對得起師的稱號，講好每一堂課。動情的講課的確累，但你看到學術認真的神情，累就變成了樂。錢先生是把教學生作為自己的生命的。

　　任何一所有影響的大學都不可能閉門只讀圣賢書，而是與社會息息相關，并以自己的文化和知識影響社會。北大的另一個傳統就是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關心社會。這就是“文革”中流傳的某人所說的“廟小神靈大”的原因吧。

　　北大出名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既是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也是先進知識分子在思想界的啟蒙運動。自此以后北大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無論是以后三十年代反抗軍閥的學生運動、“一二·九”的抗日愛國運動，還是解放前的反蔣運動，都是北大師生作為急先鋒和主力軍。也有許多北大學生投奔延安，參加革命隊伍。解放了，新中國建立了，這標志著中國歷史的一個新紀元。但共和國的建立并不意味著一切都盡善盡美了。北大師生沒有沉醉于勝利之中，成為新時代的歌德派。他們仍然要作為啄木鳥找出新時代的缺點，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盡責盡力。這才是真正的愛國。

　　錢先生在《精神夢鄉》中介紹的1957年“右派”學生的建言建策，八十年代初學生競選運動中的觀點，都是北大學生關心國家、關心民族傳統的表現。盡管北大師生有片面之處，有幼稚之處，所提的觀點和主張也不盡正確，但這種愛國精神是可貴的。記得八十年代的一位校領導曾說：我不怕學生鬧事，就怕學生沉醉于自己個人的小天地，不關心國家。1957年“右派”學生觀點的正確與否已在歷史中得到證明，并在改革中得以實現。如今北大學者對改革的關注，建言建策正是這種愛國情懷的延伸。

　　錢先生不僅繼承了北大的學術傳統，也繼承了北大的愛國主義傳統。他不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而是一位與國家、民族、社會休戚相關的學者。他非常重視北大的這種傳統，他在《精神夢鄉》中對1957年反右、八十年代競選的研究，體現了這種關懷。錢先生的研究還有許多對諸多社會問題的關注。他在北大百年校慶期間對北大傳統的總結，對當前教育中諸多問題的揭示和批評，都滲透著北大傳統。他自己不僅言，還付諸行。他在退休之后到貴州等偏遠地區進行中學語文教育改革活動，到各大學和中學做講座，與各地大中學生座談對話，都是對社會的人文關注。如今他早已年逾七十，但仍從事這些活動，孜孜不倦。這些活動對他不會有什么經濟收益，也不會給他增添什么光環，但他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不會放棄。他與魯迅一樣堅信未來會比今天好，并為此而奮斗。

　　北大的傳統既有學術的也有愛國的。錢先生正是這種傳統的傳承者。也許市場經濟的沖擊會有礙這種傳統的傳承，但我相信，北大不倒，這種傳統就不會亡。今天有錢先生這樣的人，以后還會有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