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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尋找每個人內在的暴力動因

2015年05月18日 13:42 | 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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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樟柯:因為我覺得這個變化如果是從我9歲,也就是1979年開始的話,第一個階段的變化是,物質層面的變化,比如說我小時候很餓,到1979年、1980年就開始能吃上東西了,以前要跟爸爸媽媽去糧食局買供應,后來就取消供應了,然后社會開始活躍起來,這是我第一個階段的感受。第二個階段的感受就是80年代末,那個時候有很強的哲學浪潮,我正好十八九歲,開始懂事了,開始關注哲學了,那個時候的變化是思想的變化,思想一步一步成熟。到了90年代以后,又過了三四年的非常窒息的時期,而那三四年恰好社會也窒息,我那幾年就不知道能不能上學,還是該回老家做生意,就處在我個人很窒息的階段。我記得有一年的冬天在太原郊區租的房子,學畫畫。這個冬天越來越冷了,就得去買煤,拉一個小平車,去煤廠拉了煤,走很遠,大概要走兩個多小時才能到。

  程青松:蜂窩煤?

  賈樟柯:不是蜂窩煤,就是那種散的煤。買了煤之后,拉著煤往回走,天空飄著一點點小雪,剛飄,心情很起伏。突然一架直升機從我腦后飛過,我當時就哭了。因為我從來沒見過一架直升機在我面前飛過,所以覺得生活好無聊,好悶。回去的生活又是掛面、白菜煮雞蛋,然后就是聽廣播,一直要聽到農業節目結束,然后就再換臺,屬于那種非常窒息、壓抑的生活狀態。之后中國開始接著在變化,你就會發現過去傳統的人際關系都被摧毀了,因為市場經濟到來了,消費主義到來了,特別是90年代以后,這個消費主義一直持續到今天,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和人心。我自己就覺得,總能在這個現實里獲取這種靈感,就一直同步著往前走。

  程青松:能體會到你對于這個高速運動卻不知去向的社會,表現出的高度的焦慮。從創作角度來說,正是這種焦慮讓你始終不離開當下的“現實”。

  賈樟柯:當拍的作品有一定數量之后,我會有意地來延續這種聯系性,作品之間的聯系性。所以如果你看《天注定》,那里面有《三峽好人》中的人物,我以前拍的電影中的人物,他們還是生活在當下,他們還是在為命運奔波奔走,只不過已經不是主角了,但是他們跟這些主角都擦肩而過。我覺得這跟我學習電影史有關系,因為我記得我們老師講過,說最可惜的就是“文化大革命”10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因為那個時候拍電影很難,電影只有國家才能拍。所以這10年中國人怎么生活的,當代人沒有談當代事,沒有人把自己的感受同步地講出來。若干年后,只有到“文革”結束,開始有一些傷痕電影、傷痕文學,就已經是一個回望了,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感受,只是在一個大的意識形態引導下的反思。

  程青松:在國家撥亂反正的思潮下去拍的那樣一個東西。

  賈樟柯:那不是一個個體自發的對那個時代的投射。當我意識到我自己的生活在一個變革的時代,而且這個時代中國社會的變化允許我有經濟能力拍獨立電影,能夠直接把自己個體的感受同步呈現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東西,我很珍惜它,一直就延續到現在。我覺得有一些電影并非那么迫切要拍,它可能在美學上對我個人很重要,但是可能對我生活的時代來說,我個人并沒有那么迫切的講述欲望。就好像我一直想拍1927年,拍國共合作,我當時也有劇本,已經談好了,卻一直沒合作。因為我覺得跟現實比起來,遙遠的1927年似乎可以放一放。

  程青松:在《天注定》之前,大家都知道,你自己也曾公開說準備拍一部《在清朝》的電影,有一點像之前《夜色溫柔》變成了拍的《小武》一樣,沒有拍《在清朝》,而先拍了《天注定》。《天注定》的創作靈感來源于微博上頻頻傳播的“個人暴力事件”,有很多社會事件中的人物原型和這些電影中的人物有相關性,但是我感覺,這個電影應該是重新創作的。

  賈樟柯:是的,肯定是包括了這些事件,還包括其他事件影響,我才會有這個電影最初的想法。當然你也寫劇本,你知道整個劇本,整個結構,完全是一個想象的產物,是一個虛構的產物。所以你很難在這個電影里面,有很多細節的重合,但是那個人物就是電影中的幾個人物,不可能是現實中的人物。因為他所有的思維邏輯,人際關系,你都得去重新地來結構,按一個戲劇的要求來呈現。而且我這次就是,《天注定》有更大的虛構在于我借鑒的是類型技術,我主要是借鑒的武俠片跟黑幫電影的敘事形式,這就跟我過去的電影有很大的區別。因為我過去的電影幾乎都是非類型化的,是很作者的這種,也不是作者,就是很自然寫實。但是這次是比較多的戲劇性在里面,怎么樣推進到這個人物的戲劇狀態,這些都是一個新的虛構。你拿一堆卷宗是拍不了電影的,卷宗不等于劇本。

  程青松:比如說趙濤部分的這個人物,你按原型來說,其實是親戚朋友介紹到洗浴中心去的,有人要騷擾她,而這個人物其實不是,她還有一個男友。諸如此類,這些虛構的人物關系是怎么建構起來的?

  賈樟柯:首先,我在思考我的人物的時候,覺得他們動刀動槍,都是因為他們自己處在一個困境里面。第一個任務,胡文海的困境,在于他所理解的正義、公平被貪污,被破壞了,他要出頭,他的困境就在于他自己處在一種自我的譴責里面,可能沒有任何人說他一句,但是他覺得他已經被侵犯了。王寶強的部分我覺得他的困境是生命的無聊,在一個村里真的沒勁,年輕人都打工去了,只有老人跟小孩。所以他才說,只有槍響的那一下有點兒意思。他感受到了生活的一種巨大的平庸,他沒有別的辦法讓自己精彩,他選擇了暴力。

  趙濤的部分是情感的困境,她陷入到了一個很難解決的情感問題里面,當她出場的時候,她決定跟張嘉譯一刀兩斷,進入山區,變成一個隱居的女人。她在山區一個小鎮的一個桑拿里面隱姓埋名,跟過去切割了,她是切斷了生活,但是厄運會找她的。最后一部分是那個湖南少年在東莞跳樓的故事,他的困境就在于對他無處不在的壓迫感,包括工廠流水線的環境,包括失去上升空間,包括家庭對他的剝奪和剝削。這里面就提到他媽媽一到他發工資的那天就讓他把錢全部寄回去,如果他沒有按時寄回去就認為他亂花了,他處在一種潛在的壓抑和壓迫里面,這是他無處不在的暴力因素。對于一個少年來說,他一下子蒙掉了,他覺得家庭本來應該是美好的,為什么我的媽媽在湖南,她又看不見我,她就猜測我是不是請客吃飯,亂花錢?所以首先會尋找每個人內在的一種暴力動因,當然這些暴力動因有社會層面的原因,也有人性層面的原因。

編輯:羅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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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影 賈樟柯 程青松 天注定 戛納電影節 小武 三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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