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當時我們縣城里面開了很多歌廳，歌廳里的女孩，我記得最多的就是東北女孩跟四川女孩，這是歌廳小姐里面兩種比例比較高的女孩。在縣城里面有很多關于她們的故事，比如有家庭決裂的，男的愛上一個小姐，結婚了，又離婚了，有很多這樣的故事。所以我很關注這樣的一些人物，于是在劇本里就寫了這么一個人物。

　　程青松：《小武》中細致地描寫了小武所遭遇的三重打擊：被朋友拋棄，愛情的落空，回到家里又被老父親趕走。其實沖突還是很強的，但你在人物關系的處理上對沖突的處理都很謹慎。

　　賈樟柯：因為小武是一個恒定的人，他是一個跟不上變化的，看起來要被這個變化淘汰的一個人。但是對我來說，我還是把它處理得相對來無影去無蹤。比如女主角，這個女人進入他的生活，然后又很快地離開他，他無法把握自己的愛情，實際上他已經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無法在這個變化里游刃有余。還有他的一個朋友，后來不怎么玩了，他停下車罵對方，問對方為什么不理他，對方說沒有不理他，只是兄弟太多了，給忘記了。但是你想，他那么在意，他也會感受，他也會反省自己。

　　程青松：這樣的處理很精妙，觀眾在看的時候注意力會集中在沖突背后，小武與現實遭遇的困境，而不至于被簡單的沖突給帶跑了。我記得這個電影拍完了之后，去參加了柏林電影節。

　　賈樟柯：對。1998年參加的。1997年底知道會入圍。

　　程青松：《小武》去柏林之前在北京放映的時候，當時大家看了之后得到的反饋，你還有記憶嗎?

　　賈樟柯：不太記得了。在洗印廠的時候，有一個人讓我很難忘，他拍著我，問我干嗎?我說我拍了一個長片，在做后期。他說怎么樣?我當時當然很苦惱，因為制作上有很多問題，我說一排弄得不太好，亂七八糟的。他拍著我的肩膀說，你拍一次就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導演的。當時把我氣壞了，真的是這樣。我真正意識到人們喜歡這個電影是從柏林電影節開始的。

　　程青松：在柏林電影節上的情況是怎樣的?

　　賈樟柯：當時是在柏林電影節的青年論壇上放的，那是在一個很古老。很大的劇場里面。初生牛犢不怕虎，那個時候沒有功利心，也不琢磨要賺錢，也不琢磨要獲獎，就是有一種快感，我把我真實的生活拍下來，就放出來了。我記得放完有問答，我們在后面那個入口一直等結束，結束以后燈一亮，主席帶著我往下走，上臺要做問答。我覺得那是我第一次走得最漫長的一條路，因為兩邊的人都站起來鼓掌，在這個掌聲里面我上了臺，我覺得那個時候受到歡迎了，因為沒有一種禮貌是需要這個樣子的，真的是能看到，很多人沖過來握手什么的。我一下子覺得這個事嚴肅了。本來我拍電影的時候也不是很“嚴肅”，這個“嚴肅”是指我對這個工作還有懷疑，我還在猶豫是不是要做導演，是不是要做電影，因為那個時候電影不景氣，這條路不好走。家里的阻力也非常大，我爸爸媽媽那里倒沒有什么阻力，主要是我的親戚里面，因為跟我差不多同齡的，他們都做了很好的生意。

　　程青松：親友希望你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穩定的收入。

　　賈樟柯：他們做房地產，做煤礦，做運輸，做物流，都很賺錢的。而且關鍵是他們這些生意，大部分是在我父親的幫助下開始起步的，他們不懂我在干些什么。所以我有時候也不懂我在干什么，因為我初次成為一個導演，一定有很多自我的懷疑，有很多大量閑散的時間不知道該干嗎。要完成第一個作品，有些東西是要等待很長的時間的，并不是每天都在忙，在等那個時間的到來。

　　程青松：不像舞臺戲劇，看完就有反應，還要等很長的時間，比如上映。

　　賈樟柯：比如剪輯就是一個非常孤獨的過程，每天背一個包就去新影廠，因為那時候剪16毫米只有新影廠，每天就是來來回回。

　　程青松：重復地看那些素材。

　　賈樟柯：沒有人鼓勵你，沒有人幫助你，有時候也會懷疑，要不要做這個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老家的那些財富故事，誰又怎么樣了。其實，實話實說，因為我是從中學就倒賣煙那么過來的，那一部分生活對我還是有吸引力的。我并不是一個從小就有宏大的理想的人，我是因為1989年末才想做這個。我覺得這也反而讓我很難背叛自己，因為我不是憑著一個天性，一種懵懂的愛來做一件事情，我是在很成熟的時候選擇了電影。所以到今天為止，我覺得我基本沒有背叛電影，也跟這個有關。

　　程青松：我還記得在北京看的時候，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當時就是覺得那個時期的中國沒有這樣的電影，那樣敏銳地觀察社會，那樣敏感地去描繪一個人，甚至連縣城那樣一個場所空間在當時的銀幕上也是沒有的。我還記得你問過我：“去柏林，你覺得會怎么樣?”當時柏林對中國電影的印象仍然還是“第五代”的作品，雖然不知道柏林電影節是什么標準，但是我覺得這個電影作品本身的敘事以及敘事帶來的力量，肯定是會得到人們認可，所以我說絕對有戲。

　　《小武》應該說是在處女作當中很成功的，你看過一些別的導演的處女作，給你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嗎?

　　賈樟柯：我當時印象比較深的是《冬春的日子》，那個應該算是小帥的處女作，我覺得完成度非常高，這個完成度非常高不是一句客氣話，它里面有很打動我的視覺的美感，從他的處女作里可以找到很強的電影繪畫性。而這種繪畫性是從我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場景里提煉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冬春的日子》絕對能跟劉曉東的《繪畫》相匹配。

　　程青松：那個也是寫的1989年之后的精神狀態。

　　賈樟柯：當然那種精神狀態我個人也很熟悉，包括我自己也學繪畫，可能對我個人來說，就是比較能進入吧。

　　程青松：每個導演成功的處女作都有神奇的能量在里面的，正如你前面提到的，剛好拍《小武》的時候看到了一個變化，包括家鄉的東西。這一開始，就成為你之后很多影片中的一個主題，一直到今年的《天注定》。變化中的中國，很多東西都涉及了，《站臺》可能是回顧回望的多一些。昨天你發的微博提道，有人把你的電影當紀錄片看，那肯定是不認真了。但是確實在你的創作過程當中，你是一個對變化中的中國有意識的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