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馬齊喑時的“一聲驚雷”

　　1926年初，林風眠攜第二任法籍妻子阿麗絲回國，在蔡元培的提攜之下，未滿26歲被聘為北京藝專校長。兩年后，又赴杭州出任我國第一所綜合性 國立高等藝術學府——“國立藝術院”的首任校長。執掌中國南北兩大美術陣營的十年時間里，林風眠在中國藝壇一舉成為眾所仰望的風云人物，一度被稱作“藝術 界的胡適之”。

　　在這一時期的史料中，林風眠的形象既揮斥方遒、士氣俊發，又隱忍藏鋒、用晦而明。在主持校政上，他抱定“為中國藝術界打開一條血路”的決心，投 身“改造藝術院校”的事業。在北京，他力排眾議，邀請當時被正統國畫家譏為“野狐禪”的齊白石來校講學，又大膽將裸體藝術引入教學；在杭州，他嘗試將西畫 系與國畫系合并，毫不避諱地延請與己觀點針鋒相對、強調國畫獨立性的潘天壽任教，頗具蔡元培兼容并包、唯才是舉的風范。

　　在社會活動中，他更矢志以“我入地獄”之精神，將美術作為開啟民智、移風易俗的利器。他撰文、作畫怒斥政治腐敗，在白色恐怖下掩護進步學生；他 發起、組織了以“藝術社會化”為宗旨的北京藝術大會，主辦西湖博覽會藝術館；1928年，他在杭州牽頭組建了“藝術運動社”，發出了“集中全國藝術界之新 力量”、“促成新時代藝術之實現”的豪邁新聲。

　　著名美術評論家郎紹君將其十年創作歷程總結為“救世”與“避世”兩個階段：從1926年到30年代初，以油畫居多，取材于軍閥連年混戰、政變屠 殺、民不聊生等黑暗現實，呼喚人道主義，抗爭意味濃烈。畫風傾向于表現主義，構圖簡約，筆法凌厲，用色強烈而凝重，如《人道》、《人類的痛苦》、《悲哀》 等。這些作品“直接描寫人類自相殘殺的惡性”(林文錚語)，畫面遍布絞架、鎖鏈以及扭曲的、受難的人體，充滿無言的斷喊凄嘶，“在萬馬齊喑的時刻……仿佛 從沉悶的云縫里響出一聲驚雷”(蔡若虹語)。林風眠多次觸怒當局，在北京差點招來殺身之禍，辭職南下之后，又惹惱戴季陶，被指“在人的心靈方面殺人放 火”，險些令杭州藝專關門。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看到《痛苦》時，放話稱：“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迫于政治高壓，林風眠遂轉攻國畫花鳥、風景和 人物，在造型、設色、空間處理等各個方面進行融匯中西的嘗試，運筆簡潔、迅疾，色彩斑斕，畫面蘊藉、靈動，已具有了“風眠體”的雛形。

　　在王朝聞等學生眼中，這位年輕的校長總是輕言細語，微笑可親，有如“恬淡和澹蕩的惠風”，有時上臺講話還會臉紅。周末，他時常與弟子們歡聚于西 湖邊上親手設計、建造的寓所“玉泉居”，他鼓勵學生縱筆隨心，摒除拘謹，甚至勸他們作畫前喝點酒，釋放天性。待到夜深人散，他棲身于二樓畫室，一邊聽著古 典音樂，一邊鋪紙開筆，通宵跋涉，直至精疲力竭。

　　于人，他是盜天火的普羅米修斯；于己，則是滾石頭的西西弗斯，筆下可撼搖星河，亦可靜影沉璧，林風眠為布豐所言“風格即人”留下了一個精妙的詮釋。

　　“沉默洞窟”中的驚世蛻變

　　抗戰爆發后，經歷遷徙、并校、學潮和辭職等一系列風波，林風眠將妻兒安置于上海，輾轉浙、贛、湘、云、貴及香港、越南，避居重慶，從少年得志、才彥環繞的藝專校長猝然跌入殘山剩水、鄉野民叢，由此迎來了一生由顯轉隱的分水嶺。

　　在沅陵辭職之際，林風眠對追隨多年的師生“無不念念”，留下信件叮囑校方“加意維護，勿使流離”，令聞者痛哭。他料想不到的是，此時杭州舊居已被日軍占用為傷兵醫院，《人道》、《痛苦》等昔日巨作，被扯碎當成了馬廄的遮雨篷……

　　在重慶，林風眠沒有開過畫展，他托人謀了一個負責宣傳抗日的“設計委員”的虛職，靠微薄的薪水維生，在長江南岸大佛段一座土墻泥地的倉庫里，一 住就是將近七年。據李可染等人的記述，林風眠當時過著遺世獨立、“苦行僧一般的清凈生活”，自己操持家務、置辦三餐。他經常就著一點水煮豬肉、蔬菜，足不 出戶地畫上一天，一次可畫幾十、上百張，大部分付之一炬，剩下的直摞到屋頂。

　　事后，林風眠談起這段往事卻說：“在北京和杭州當了十幾年校長，住洋房，乘私人轎車，身上一點人氣幾乎耗光了。你必須真正生活著……身上才有真正人味，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即便在抗戰期間，林風眠仍堅持藝術的非功利主義態度，拒絕轉投寫實主義，不喜歡“照相式刻板與平俗”，理由是“在藝術的價值上是微細的。”他將 精力集中于宣紙彩墨創作，偏愛風景、花鳥、仕女、苗疆與戲曲人物等“小眾”題材；在技法與材質上，他打破油畫、水粉、國畫等邊界，探索方形構圖、瓷繪筆 線、空間糅合、光線透視、色墨層疊等形式構成，將西方的寫實與東方的寫意進行挪移、錯置、嫁接和重組。

　　謝春彥、郎紹君等評論家指出，這種“調合中西”的嘗試，絕非患得患失、流于皮相的“修補”或“妝點”，而真正是由內及外、由個性語言到氣質內涵 的涅槃。無論是《拾玉鐲》中煙視媚行中的玉姣斜坐，背簍擺攤的苗族女子，乃至蒼莽遠山與曠野泊船，“無一筆傳統程式”，卻又是十足詩化的東方意蘊。即使是 在最清寂、蕭瑟的空山鳥語、風吟漁唱之中，也滲透著一股熱辣、渾厚的自由創造之精神，大有“元氣淋漓嶂猶濕”之勢。

　　正如他本人對弟子所言，林風眠很清楚“我走的路，正是你們沒走過的”，他更明白，藝術家之修煉譬如織繭化蝶，除了沉潛蛻變，還要有能力掙脫過往 經驗的牢籠，破繭而出，“許多人走不出來就死在那里了！”他以大破大立之勢促成了“風眠體”的出世，但這種與當時的“主流”格格不入的自我苦斗，卻注定了 余生無盡的孤獨。

　　抗戰勝利后，林風眠拋棄了所有行李，只帶了幾十公斤未托裱的彩墨畫登上回滬的飛機。此時，作家無名氏卻預言，他的命運是“殘酷定了”的，“過去他奮斗了20年，被誤解了20年，在‘沉默洞窟’里隱藏了10年。今后他還得被誤解20年，沉默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