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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樂煥:“窮源竟委”的古籍整理

2020年04月27日 15:17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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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樂煥的《〈金史〉校點工作進行情況與問題》,藏于中華書局。

學人小傳

傅樂煥(1913-1966),山東聊城人。193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后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獲博士學位。1951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2年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東北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北方民族史,尤重遼金史的研究。著有《康熙年代的中西關系》《康熙年間兩個來華的葡萄牙使節》《中西編年史文獻資料》等。1961年,開始到中華書局承擔《金史》的整理點校工作。主編《滿族簡史》,參與編繪《中國歷史圖集》,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中國歷史小叢書》等。著有論文集《遼史叢考》。

傅樂煥先生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他在遼金史、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甚至在某些領域,比如對東北民族史的研究、對少數民族成分的識別等,均有開創之功。

新中國成立以后,傅樂煥投身國家建設,1958年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歷史分組成員,與同窗好友鄧廣銘、張政烺及其夫人陳雪白的伯父陳垣等先生,共同為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

傅樂煥早年的學術道路,與傅斯年的提攜、指點是分不開的。少年時期,他因父親去世,家道中落而失學,在族叔傅斯年的幫助下才完成中學學業,考入北京大學。

1937年大學畢業,傅樂煥與鄧廣銘、張政烺等幾位同窗好友一起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彼時,傅斯年擔任史語所所長。

抗日戰爭期間,傅樂煥跟隨史語所遷徙長沙、昆明、重慶等地,其間,他的研究工作沒有中斷。1942年,傅樂煥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遼代四時捺缽考》一文,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相關地名進行全面考察,對研究遼代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及疆域和地理狀況,有著較高學術價值。

《遼代四時捺缽考》可以說是傅樂煥的學術代表作,從此,他在遼金史以及相關的民族史、歷史地理等領域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迭出。1943年2月,《讀書通訊》刊發鄧廣銘撰寫的《傅樂煥氏關于宋遼金史之巨著》一文——

“其《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及《宋遼交聘使表考》刊布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三兩份中,兩文皆博極載籍,窮源竟委,對契丹之典制風習、宋遼之邦交禮儀,考證極盡詳贍。”

鄧廣銘在文章中還寫道:“金毓黻氏……每津津樂道傅氏之名,謂其之功力識斷俱難也。”

識別

傅樂煥認為:“只有在中國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的緊密配合下,并吸取考古學和語言學的材料,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歷史的面貌才能被逐漸恢復,一部正確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祖國過程的‘中國通史’才能被編寫出來。”他關于民族學與史學、考古學、語言學之關系的這一論述,體現了其成熟的學術觀,他的學術道路的走向,也反映出這一觀點。

20世紀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傅樂煥奔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留學,繼續深造。1950年,他完成博士論文《捺缽與斡爾魯朵》,獲得博士學位。那時,他即把歷史與民族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方向。

1951年,傅樂煥選擇返回祖國,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將考古學納入自己已有的學術研究中。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決定,成立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研究部,把當時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的一批知名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史學家集中在一起。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由原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兼教務長、時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長的翁獨健擔任,傅樂煥擔任東北研究室主任,西北研究室、中南研究室、西南研究室、西藏研究室、文物室主任分別由馮家昇、潘光旦、翦伯贊(兼)、林耀華、楊成志擔任。這一批大名鼎鼎的學術專家,極大推動了我國民族識別工作的順利進行。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成立后,民族學工作者參加的第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進行民族識別。1953年,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組成四個民族調查組:1.東北、內蒙古民族調查組;2.甘肅、青海民族調查組;3.湖南湘西土家調查組;4.廣東省疍民調查組。

傅樂煥是東北、內蒙古民族調查組組長。1953年8月至10月,他與林耀華、王輔仁、陳雪白、阿勇綽克圖等人,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的統一部署下組成調查組,赴黑龍江省龍江縣、訥河縣,內蒙古自治區呼納(呼倫貝爾)盟海拉爾、布特哈、莫力達瓦等地進行達斡爾民族識別調查。

在少數民族地區,傅樂煥等專家通過召集少數民族人士座談、個別訪談等形式,深入了解當地的民族生活情況,記錄了達斡爾語,搜集整理了少數民族文獻資料。實地調查結束后,傅樂煥完成了此次民族識別工作的調查報告《關于達呼爾的民族成分識別問題》,對于達呼爾的族源問題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

傅樂煥認為,徹底弄清達斡爾族的族源問題,需要新的文獻和考古材料的發現作為支撐,對達呼(斡)爾人十七世紀以前的歷史空白有重要填補。在考證史料和史事上,他有著乾嘉學派的優長,深入細致地爬梳整理已有史實、資料,對歷史傳說進行細致分析、厘清。

1956年4月,達斡爾被確定為單一民族,達斡爾族的識別、認定,成為典型而又取得圓滿成功的例證。這其中,傅樂煥所作的工作不應被世人遺忘。

傅樂煥在中央民族學院為學生開設了《民族史概要》《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等課程,民族學、民族史在我國尚屬起步階段,這些課程在當時可資借鑒的資料和經驗都非常少。為此,他付出了更大的心力。

據潘光旦日記記載,1962年9月16日,“午前傅樂煥同志來,見示所擬《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教學大綱稿的一部分,囑閱提意見。”9月21日,“傅樂煥同志來,就歷史上之民族關系問題略交換意見。傅樂煥同志來談研究生及本科畢業同學論文事。”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傅樂煥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期間,將民族學與歷史學研究相結合,在學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培養了不少學生。

教學之余,傅樂煥還致力于東北、內蒙古地區的契丹、滿、達斡爾等族歷史的研究,并取得了顯著成果,撰著的論文有《關于清代滿族的幾個問題》《遼史叢考》等,同時,他還主持、編寫《滿族簡史》,為初稿完成了通纂和定稿工作。

編繪

1954年,《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在毛澤東主席親自過問下提上議事日程。當時,歷史地圖極其缺乏,新中國成立前雖出版過《中國歷史地圖》等,但都過于簡略,準確性也不夠高,歷史上戰爭、遷徙等涉及到的地名及沿革,都沒有反映出來。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與毛澤東談到整理《資治通鑒》時,提到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凡見于諸史《地理志》的州縣一般基本都標注上圖,能夠達到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要求。同年11月,“標點《資治通鑒》、改編‘楊圖’委員會”成立,委員會由吳晗、范文瀾、尹達、侯外廬、劉大年、翦伯贊、金燦然及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張思俊等組成。

將楊守敬《歷代輿地圖》改繪成適應新需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對歷史地理專業素養要求很高,吳晗推薦復旦大學的譚其驤主持此項工作,中國科學院、復旦大學等科研院所的百余人參與其中。1957年,歷史地圖繪制工作隨著范文瀾改任楊圖委員會顧問、譚其驤全面接手而轉移至上海。為更好開展工作,譚其驤邀請傅樂煥及韓儒林、馮家昇等人加入到歷史地圖繪制工作中。

傅樂煥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遼代四時捺缽考》一文時,對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做了深入研究,因此對東北地區的歷史地理非常熟悉,由他負責遼吉黑三省地圖各圖幅資料的參訂和制圖,可謂最佳人選。

當時,傅樂煥與同在中央民族學院的王鍾翰、賈敬顏、郭毅生、陳連開等人一起,如火如荼地開展研究工作。為編繪歷史地圖集,他們對東北地區歷史地圖的沿革、變化做了詳盡的研究、梳理,考證出明代東北近百個衛所的地址所在,這在學術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對唐代東北安東都護府的所轄各州城、渤海五國的轄境州府故城和疆界等,傅樂煥與有關學者精心考證,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1965年,他們完成了兩漢至隋唐、明代與后金等圖幅的編繪與資料考證書的編印。

經歷了漫長曲折的研究、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正式出版。出版后,因歷史地圖集有圖無說,對地圖集又進行了文字說明,最終形成《中國歷史地圖集東北地區資料匯編》(內部資料)一書。全書分兩漢魏晉時期、南北朝隋唐時期、遼金元時期、明清時期四編,對山海關以外東北地區的白山黑水的地名提供古今對照檢索,引用的史料范圍廣,對所收資料進行考證,做出說明,資料豐贍。

直到20世紀80年代,這部書才以《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為書名正式出版。而此時,傅樂煥已去世二十余年,圖書前言中專門提及——

“《中國歷史地圖集》……前一階段自1961年秋至1964年秋,由傅樂煥先生主持其事”,“我們對已故的傅樂煥、胡德煌、徐宗元、韓功阡四位先生更加懷念,并對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這是對傅樂煥等人所做工作的肯定。

1954年,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四光提議,利用中國歷史材料來制訂擬設廠礦地址的地震烈度,地震工作委員會中歷史組范文瀾、金毓黻等主其事。經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同人搜集資料,地球物理研究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科研院所,歷時兩年時間,搜集、編纂成《中國地震資料年表》,1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傅樂煥則因精通歷史、地理學而參與其中。這部書的出版,對我國當時選擇、確定工業基地,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為了查清黃河河源和二湖名稱問題,傅樂煥在查閱大量資料基礎之上,龐博引證,精賅考證,并去黃河源頭作了專門考察,得出黃河發源于巴顏喀拉山支脈各姿各雅山的結論,提出瑪曲是黃河正源的建議。二湖名稱和位置應恢復為扎陵湖在上(西),鄂陵湖在下(東)。1985年,黃河管理委員會根據歷史傳統和傅樂煥等專家學者的意見,報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確認瑪曲為黃河正源。黃河發源于巴顏喀拉山北麓約古宗列盆西南隅的瑪曲曲果。河湖海拔4698M,東經95°59'24",北緯35°01'18"。1999年10月24日,此地樹立了黃河源標志。

1956年7月5日至15日,高教部在北京召開高等學校文、史科教學大綱審訂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全國各綜合大學的160多位文史專家。《中國史教學大綱》經過幾番討論、修改,最終定稿,同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傅樂煥參加了《中國史教學大綱》的審訂會議,負責宋遼金元明清部分。

《中國史教學大綱》的審訂、定稿,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新中國成立后,高等學校的教學始終缺乏指導性文件,教師在授課時缺乏較完整、系統的教學計劃。大綱的推出,對高等學校教學水平的普遍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傅樂煥一起審訂宋遼金元明清部分的專家還有翁獨健、鄭天挺、鄧廣銘,陳守實、韓儒林、蒙文通、陳樂素等人。

整理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傅樂煥被列入歷史分組,成為古籍小組分組成員之一。他與翦伯贊、吳晗、范文瀾、陳垣、翁獨健及同窗好友張政烺、鄧廣銘等人一起,為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傅樂煥那時已成為《遼史》研究專家,譚其驤曾說,沒想到今天研究《遼史》的竟有了“四家”,乃馮(家昇)、陳(述)、傅(樂煥)、羅(繼祖)。

古籍小組成立當年便推出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整理“二十四史”工作列入規劃。“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當政者組織人力撰寫出來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約4700萬字,所記載內容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明代崇禎,歷時4000多年,對歷代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事跡都有記載,保存了大量史實、資料。

這樣一部“國史”,因為沒有標點、斷句,對大多數讀者來說,使用起來有一定困難。因此,這一浩大工程,在20世紀50年代被列入《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后,提上了議事日程,并得到穩步推進。“前四史”最先整理出版與讀者見面,《史記》《三國志》于1959年9月、12月出版,隨后《漢書》《后漢書》分別于1962年、1965年整理出版。“前四史”整理出版的同時,其他二十史的整理工作同步展開。

遼金元三史不分家,故“三史”的點校整理工作,中華書局最初是約請了歷史學家翁獨健來統籌落實的。1961年10月28日,中華書局檔案《與翁獨健談話紀要》記載——

“《金史》,請傅樂煥擔任,《遼史》由馮家昇擔任,已與本人談過,并經領導上同意,納入規劃……本打算在本星期約請以上的幾位先生與我局同志一起談一次,適逢傅先生有事到東北,只好推遲幾天(大約下周可返京)。”

檔案所言“傅先生有事到東北”,是因為他當時主持《滿族簡史》工作,相當長一段時間要常駐沈陽,為《滿族簡史》的編寫工作,深入東北滿族聚居區考察。因此,中華書局擬約《遼史》《金史》《元史》三史的承擔者與書局同志“談一次”的工作,到12月7日才得以落實。

翁獨健、馮家昇、傅樂煥三位先生一起參加了中華書局召開的座談會,與中華書局的金燦然、蕭項平及總編室、古代史組的有關同志一起,討論遼、金、元三史點校方案及相關問題處理辦法。至彼時,傅樂煥作為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在進行學院教學工作、主持編寫《滿族簡史》等工作的同時,正式承擔起《金史》的點校整理工作。

當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隨著“前四史”的整理出版,開啟了新的工作模式,即各史的整理者集中到北京中華書局進行工作。1963年,由中宣部牽頭,中華書局陸續從全國各地調集進京參與整理點校“二十四史”工作的專家有鄭天挺、唐長孺、王仲犖、劉節、羅繼祖等,他們分別從天津、湖北、山東、廣東、吉林等地入京,負責整理《明史》《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南史》《梁書》《南齊書》《陳書》《新唐書》《舊唐書》等。傅樂煥與其他原本在北京的專家陳垣、劉乃和、鄧廣銘、翁獨健、馮家昇等,原則上仍在家工作,承擔整理點校《金史》《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元史》的工作。

這些外地的教授專家到京后,就在翠微路中華書局招待所內工作,有炊事員專門為他們提供一日三餐。后期,傅樂煥也住進了中華書局招待所,與其他專家同吃同住,結下了深厚友誼。這段歷史,就是后來古籍學術圈傳為佳話的“翠微校史”。

“翠微校史”期間,傅樂煥集中開展了整理、點校《金史》的工作。

傅樂煥以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乾隆)通校《金史》。以百衲本《金史》為底本,是因為當時百衲本是公認的善本,而乾隆殿本集南監、北監的優點,是通用之本,所以采用這個版本用以通校。

傅樂煥以百衲本為底本,與北監本殿本參校,擇善而從。同時參考相關史料進行校勘,吸取前人的考訂成果,如對施國祁的校記進行批判的吸收,搜集整理錢大昕、趙翼等人的相關考證,對馮家昇、羅繼祖、陳樂素等近人的相關專著也予以關注和參考。

1964年10月25日,傅樂煥提交了《〈金史〉校點工作進行情況與問題》的工作情況總結。在這個報告中,除了對底本、前人成果、本校、他校、標點等情況做了介紹和說明外,他還專門附上《關于〈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職官使用異名的若干情況》和《〈金史〉校記》資料三卷。

當時的整理進度,據傅樂煥根據自己每四日可校一卷(包括標點及校記的修改)的效率進行估算,《金史》135卷,約需500個工作日能夠完成。而傅樂煥本人的情況是,在中央民族學院沒有課的時候,每周能有5個工作日用于整理點校《金史》,遇到有課的情況,每周最多有2個工作日用于整理點校工作。

按照這個進度估算,傅樂煥認為需要兩年時間,就能完成《金史》的整理點校,而讓人感到可惜和心痛的是,到1966年,傅樂煥對《金史》的整理工作戛然而止,同時終止的還有他的生命。

至今,傅樂煥撰寫的《〈金史〉校點工作進行情況與問題》,作為珍貴檔案收藏于中華書局。全文共四頁,鋼筆手書。《關于〈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職官使用異名的若干情況》作為附件附于正文之后。與傅樂煥提交的《金史》整理情況一并保存的,是當時“二十四史”點校組負責人趙守儼于同年12月31日的批復——《對〈金史〉標點方案及工作中問題的意見》和《對〈金史〉校勘記(資料)一、二、三卷的意見》。

到20世紀70年代,“二十四史”點校整理工作重新啟動。傅樂煥的大學同窗、好友、同鄉張政烺接下了《金史》,并最終完成了《金史》的整理點校,于1975年正式出版。傅樂煥、張政烺先后承擔并最終完成參考資料最為匱乏的《金史》的整理、出版工作,成就了一段同鄉、同窗、同事、好友以一種特殊的合作方式共同整理一部古籍的佳話。

2005年,中華書局啟動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程,陸續出版了修訂本《史記》《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隋書》等。時至2020年2月,吉林大學程妮娜教授主持修訂的《金史》(修訂本),由中華書局推出,署名頁專列一行,原點校者:傅樂煥、張政烺、崔文印(中華書局1975版《金史》責編),這是對傅樂煥、張政烺二位先生的最好紀念。

(作者:齊浣心,副編審,現為中華書局編輯。著有《中國出版家·金燦然》《迷彩的星》(詩集)等。)

(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編輯:董雨吉

關鍵詞:傅樂煥 工作 金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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