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鄢超云、賀小瓊

疫情之后的開學活動，具有綜合性，不能用單一的方式對待。比如，戴口罩問題、距離問題、進餐問題、午休問題，這些與“新冠病毒”有關的專業問題，自然要留給專業人員。但即便是這些“專業問題”，也與幼兒有關。既然與幼兒有關，需要幼兒遵守、理解，也就必須要有兒童視角。幼兒園的一切工作，都應該有兒童視角。

然而，在實踐中卻容易出現缺乏兒童視角的表現與行為。比如，教師做了非常多的分析、準備，卻不分析兒童；在活動中用防止病毒來要求（實際上是恐嚇）兒童。如何基于兒童視角開展開學活動，是所有幼兒園都應考慮的。

首先，在這個漫長的假期里，幼兒已經聽得夠多了。聽家人講、聽電視講、聽手機講，聽父母用手機幫著講病毒、講洗手、講戴口罩、講咳嗽、講打噴嚏……在開學時，能不能轉換一下視角，從“成人講、幼兒聽”，轉為“幼兒講、成人聽”？

成人有很多講的機會，幼兒有嗎？我們為什么不給他們這樣的機會呢？很多教師在設計開學活動時，設計的是“教師怎么講、講什么”，而不設計“幼兒怎么講、講什么、如何幫助幼兒講”。事實上，“幼兒講”本身就是一種類型的教育活動，它不是在浪費時間，而是促進幼兒成長。

如果幼兒的表達以及所表達的內容不被使用，那么，相應的談話、繪畫活動就會成為形式、成為教師的沉重負擔。當幼兒充分表達時，也就是教師觀察、了解幼兒的時候。一邊觀察，一邊要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幼兒經歷了什么，有什么經驗？哪些經驗應得到梳理、提升？哪些問題應以個別方式予以回應？哪些話題可以上升為小組的、全班的活動？我設計的哪些活動可以繼續，哪些應調整，哪些應取消？

教師對幼兒怎么學習、怎么為他們提供支持了解得越多，幼兒發展得就越好。在幼兒的各種表達中，我們了解了什么？他們最想去幼兒園的什么地方看一看、逛一逛？最想跟誰坐在一起、跟誰說會兒話？最想跟老師說什么？最想吃幼兒園的哪個菜？最想玩哪個游戲？最不想什么？最害怕什么？

其次，表達過后是參與。參與是兒童的基本權利。而幼兒是否有機會選擇，其選擇是否能決定活動走向，是參與的重要內容。比如，幼兒園開學活動的內容、形式，幼兒是否有機會提出意見？在開學活動中，是否可以留下一些幼兒選擇的可能？

成人是否真正給予幼兒選擇、決定的機會，與成人是否把幼兒當成有能力、有思想的個體有關。此次疫情中，一些家長和教師，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幼兒的不信任與低估。

曾有5歲幼兒的家長告訴我，孩子有一天說：“媽媽，我們搬到西藏去吧。”這是幼兒隨媽媽每天早上看疫情變化之后所說的，說明幼兒看懂了數字，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認可幼兒是有思想、有能力的，就應給他們選擇、決定開學活動的機會，尊重他們的選擇和決定。

再其次，幼兒總是具體的、有個體差異的。當我們講兒童視角時，并不存在一個全班，甚至是全國統一的兒童視角。但教師在準備活動計劃時，更傾向于考慮抽象的、籠統的幼兒，更傾向于指向某一部分幼兒、自己所熟悉的幼兒、覺得應該進行“教育”的幼兒。

一個顯然的事實是，雖然大家都經歷了疫情，但各自的經歷、經驗卻大不相同。這種不同，就構成了兒童的個體性，表現為差異，甚至獨特性。舉例來說，不同家庭對疫情的態度不一樣，有的家庭非常敏感、緊張、害怕，而有的家庭似乎更淡定，有的家庭可能兩種人都有，甚至還常常發生爭論。顯然，不同家庭的幼兒，經歷、體驗有差異。

因此，教師應時常提醒自己，組織活動時是否忽略了班上的某些幼兒？

最后，此次疫情，確實引發我們去思考，學前教育會發生什么變化，學前教育人在防疫、抗疫中能貢獻什么。這些思考的結果，可能表現在開學時，會有種類繁多的教育內容被強調、被重提，比如衛生教育、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生命教育、愛國教育……我們似乎也已經看到，幼兒園不停地畫病毒、講病毒，游戲、生活、運動是戰勝病毒，喝水、洗手、吃飯、睡覺是在抗擊病毒……

沒錯，生活即教育，幼兒都體驗了這場疫情，他們已經在生活中接受了教育。我們確實也應利用這場疫情，化危為機，開展教育。但可以更隱蔽一些、更滲透一些，而不是通過簡單的重復、機械的記憶來完成。

真正應該要培養幼兒的，是那些我們不太容易看見的兒童的基本素養，是那些“根基性”的東西。既然是根基性的，就不是一兩個活動能完成的。因此，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讓幼兒園成為幼兒園，讓幼兒園教育回到最基本的狀態，做好最應該做的本職工作，在不露痕跡中，為幼兒成長打好根基，是每位幼教工作者應努力實現的。

當然，要實現上述目標，幼兒園就要做到時時有兒童視角、人人有兒童視角、處處有兒童視角，而不是只在某些時段、某部分人、某些地方有兒童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