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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胡德海，1927年9月29日生于浙江金華。1949年9月30日，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1953年被分配到西北師范大學（原西北師范學院）任教，扎根西北，獻身教育事業，傾心學術研究，迄今已66年。曾任甘肅省高校教師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甘肅省特級教師評定委員會委員、武漢大學教育學院兼職教授、甘肅省教育學院兼職教授、甘肅省教育學研究會理事長、甘肅省少數民族教育研究會副理事長、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教育基本理論學科規劃組成員、《教育研究》雜志編委、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委員、《教育大辭典》（修訂版）編委等社會兼職。進入新世紀，他又兼任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分會學術顧問，甘肅省第三、四、五屆中小學教材審查委員會副主任，甘肅省教育學會教育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西北師范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大百科》編委等。

胡德海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教育學家。他一生以教師為職業，讀書、教書、著書，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自1949年起，他開始從事教育學專業的學習與研究，至今已過去了70年。七十載崢嶸歲月，他見證了新中國教育學的發展壯大，在教育學原理、中國傳統文化、人生哲學、教育史學等領域耕耘，著有《教育學原理》《教育理念的沉思與言說》《人生與教師修養》《雷沛鴻與中國現代教育》《隴上學人文存·胡德海卷》等學術代表作。其中《教育學原理》一書，被譽為教育科學理論發展史上的“扛鼎之作”。

2018年11月，91歲的胡德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寫道：“讀書、教書和著書，此三者在我的生活中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讀書是為了教書，是為了教好書，教書其實也是為了讀書，為了能和書親近、結緣……而讀書、教書的結果是寫書、寫文章。反過來，寫書、寫文章也是為了教書，為了教好書。所以，讀書、教書、著書密不可分。此三者不僅先后相連，逐次出現，而且彼此聯系、互為因果，因此，可視為我生命運行的基本軌跡。”

讀書之樂

1927年9月29日，胡德海出生于浙江省金華縣（原湯溪縣）的一個農村家庭，祖父受傳統耕讀文化影響，非常重視下一代教育。1933年春，6歲的胡德海進入本村的初小，接受該校唯一的教師李連美先生的啟蒙教育。

1938年秋，胡德海到離家5公里之外的龍游縣湖鎮啟明小學上高小，當時國難當頭，遍地烽火，敵機在頭上盤旋，炮彈在身旁炸響，龍游縣一度淪陷。學校不得不組織學生東躲西藏，并把校址搬進山中。這一時期，民間團結抗日的情緒高漲，學校成為宣傳抗日救亡思想的重要陣地。少年胡德海壯懷激烈，熱血沸騰，心中燃起強烈的愛國情、報國志。這種情感，成為他日后漫長歲月中的一種信念和追求；這種精神，也伴隨了他的一生，從未離開。

1942年，胡德海15歲，進入湯溪初中就讀。他深知這一機會來之不易，也意識到這個年齡讀初中有些偏大。因此，在從進校那天起，他便勤奮讀書，為將來能順利考入高中奠定基礎。每每談及這段經歷，先生總是引用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而自勵。

在湯溪中學讀書期間，一次偶然機會，胡德海讀到一副對聯——萬事莫如為善樂，百花爭比讀書香。當時，他眼前一亮，反復品味體悟，越想越覺得大有道理，于是真正從思想上形成了“天下事只有讀書最樂、最好”的觀念。這一觀念，成為他此后讀書的內在動力，閱讀、思考、求索自始至終，一以貫之。

高中求學階段，胡德海更加用功，每天下午都要抽時間到閱覽室讀書。回顧當時的學習情景，先生總是感慨：“我在高中讀書期間，看的課外讀物，多從學校圖書館借來……一年中我從圖書館借讀的書少說也有50本到70本。這些書有文學的、歷史的，也有哲學方面的，總的來說比較雜。”

1949年9月，新中國誕生前夕，胡德海背起行囊，從家鄉金華來到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繼續學業。四年的大學生活，他最感念的地方還是圖書館。當他看到琳瑯滿目的書籍時，頓覺如入“寶庫”，不能釋手。所以，除正常上課和作息外，他幾乎每天都泡在圖書館，早去晚歸，一條板凳坐到黑，如饑似渴地汲取精神營養，沉浸在那個嶄新的知識海洋之中，寫下了幾十萬字的讀書筆記。

談起讀書，胡先生總是津津樂道，內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意味悠長地說：“就我個人情趣的角度來說，教書其實是為了讀書，為了能和書親近、結緣……而讀書就是為了更好地教書。”在他看來，作為教育者，就要比別人讀更多的書，有更多的思考和認識，還要有更多的獨到見解和新穎觀點。這就是古人所謂的“有得而傳道之謂教”。

胡先生“藏教于學”，經常會把自己的藏書送給學生，并語重心長地叮囑他們：“無論做什么樣的工作，遇到什么樣的情況，別放棄自己的專業，不要忘記讀書。”這番話，讓他的弟子們深為感動，受益匪淺。

2016年9月，西北師范大學舉辦胡德海學術思想研討會。一天半的時間里，胡先生一場報告也沒有落下，靜靜坐在前排，認真地聽，不停地做著筆記。像他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師級人物，能有如此謙謙之態，實乃一種生命的境界。一位年輕的女博士坐在先生后排，目視他聚精會神的背影，禁不住贊嘆：“胡爺爺的精神實在讓我太感動了！讓我真正領略了一個讀書人的修養，一個因讀書而賦予生命更美好意義的精神體現。”

教書之樂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夢想，對于胡先生而言，他的青春夢想就是獻身祖國的教育事業——教書育人。

1949年1月，胡先生從金華中學高中畢業；2月，應其家鄉私立維二中學之聘，在那里當了一個學期教師，這是其一生從教之始。這段經歷雖短暫，但每每憶及，他猶覺興味無窮，充滿樂趣。先生認為，當老師，傳承知識、文化，啟發民智，培育人才，既為社會所需，也符合自己的旨趣。“當教師，可以終身與書結緣，一輩子和書打交道，這是實現人生價值的最佳途徑，也應是最好的選擇。”因此，在填報考志愿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北京師范大學。

1953年，胡先生以優異成績結束大學生活，懷著教書育人的初心和夢想，來到西北師范學院（現西北師范大學）工作，開始了高校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一干就是66年。因其勤于為學、樂于從教的人生經歷和非凡成就，被世人尊稱為“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楊’”。

1953年至1957年，胡先生主要從事高師“教育學”課程的教學工作。那時的“教育學”課程，基本上照搬凱洛夫的課程體系，再加上若干中國學校的事例，簡單拼湊在一起，看似有理有據，實則貌合神離，是粘不到一起的“兩張皮”。

于是，胡先生大膽設想，要構建一個比較科學、合理的教育學學科體系，以取代那個邏輯混亂、基本概念錯誤、甚至難以自圓其說的舊式教育學理論模式。他認為：“中國的教學家們應當有信心，有志氣去改變這種局面，振興教育學理論，發展教育學事業。”

然而，正當胡先生準備對教育理論做進一步探究之時，一次次的政治風潮此起彼伏。“文革”中，他被關進“牛棚”，強制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面對這樣的困境，胡先生沒有悲觀失望，更沒有放棄讀書與思考，而是利用在資料室打雜的有利條件，閱讀了大量的文史哲和英語等方面的書籍，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有了一個全面系統的了解和認識，這為他以后重返教壇和深入進行學術研究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1972年，胡先生被安排到西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教英語和語文。對此，他非常高興，因為一則又可以教書，二則也可以充分利用學校圖書館，與他喜愛的各種書籍朝夕相伴。

1978年，隨著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好轉，胡先生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重新回到西北師范大學，回到自己摯愛的教育學講壇上。重返講臺的他，歷經磨難、初心不改，孜孜以求、勤奮耕耘，心無旁騖、專心育人，為教育傳薪播火，實現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崇高境界，走上了道德人生、文化人生、知識人生的育人之路。

2013年，86歲的胡先生雖然不再承擔具體的教學任務，但他始終沒有離開自己摯愛的講臺，仍然堅持為學生講課、做學術報告，堅守心中的那片教育圣地。

著書之樂

著書、寫文章是為了更好地教書，這是胡先生做學問的初心；構建教育學的基本理論體系，則是他作為教育學人的使命。

大學生活為胡先生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他的人生也自此迎來了新的曙光，揭開了新的篇章，開始了有定向意義的新生活。這不僅確定了他以后的從教之路，也決定了他將要以教育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作為一生的學術事業。

胡先生和教育學的相遇就從這里開始。

大學四年的學習與生活，不僅讓胡先生獲得了專業的成長，也讓他發現了教育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在他看來，當時教育系所講授的各門教育學科中，包括蘇聯專家講授的凱洛夫教育學體系，在理論上都存在很大的偏頗和不足。但要研究精到，成績顯著，不僅需要激情和努力，更需要聰慧的頭腦、宏闊的視野、廣博的知識以及能坐十年冷板凳的堅守。

為此，胡先生暗下決心，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創建一個較為完備的教育理論體系。

下決心不難，但要做到卻絕非易事。無數次披星戴月，無數次挑燈夜讀，胡先生總會沉靜自問：“我憑借什么可以做到呢？我的條件和功夫又在什么地方呢？”寂靜的夜晚，他的思緒在頭腦里劇烈地翻騰、碰撞，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推門出來，清冽的空氣讓胡先生異常清醒，大西北特有的璀璨星河讓他豁然開朗：“我別無依靠和憑借，我唯一依靠和憑借的是我多年來一貫堅持的好學和深思。我的功夫并不是在教育學自身，而主要是在‘詩外’，即陸游說的‘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的‘詩外’。”

多年持續不斷的與書為伴，有兩門學問對胡先生思維體系的形成影響深遠，一是文化學，二是宇宙學，其中尤以宇宙學為最。他曾說：“我的教育理論能被整合成一個體系，靠的就是文化學、人類學所基于的這種宏觀學術力量。”

宇宙學更是為胡先生展開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宏畫卷：“我了解了這些知識理論，看到宇宙大爆炸后所呈現出的圖景，真是為之欣喜不已，拍手稱快，感慨萬千，猶如撥開了云霧見到了青天，打開了眼界，精神為之一振，真正感到心明眼亮了起來。”這種宏大視界，讓他擁有了一種站在宇宙的云端俯瞰大千世界的哲學理念，而這種理念投射到教育學上，便對這一領域產生了一個嶄新的認識。

胡先生的教育學研究，均屬于宏觀教育學、理論教育學研究，其深層次原因便在于此。

20世紀80年代初，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問自己，能為這個新的時代做些什么？能為這個時代的教育學做些什么？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中國教育學應該承擔怎樣的時代使命，完成時代賦予的哪些職責？

經過長期的積累和沉淀，胡先生對自己所追求之事越來越堅定而清晰：“我必須把教育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進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給教育學一個宏觀、完整、全面、具有系統性和學理性的概括和說明，從而給教育學一個恰當的定位，并透顯出教育學的理論價值。”

從此，胡先生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為座右銘，開始了對教育學體系的反思與建構，先后在《教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等期刊上發表《關于教育的本質屬性》（1981）《教育起源問題芻議》（1985）《論教育起源于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1985）《論教育的自在與自為》（1988）等文章，從理論源頭探索教育的本質與屬性、存在與發展。

1990年3月，胡先生發表《教育學概念和教育學體系問題》一文，引起教育理論研究者的強烈反響。他在對教育科學進行總體研究的同時，還對若干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論問題進行探討，先后發表《論教育現象》（1991）《論教育、人與社會的關系》（1992）等50余篇論文。尤其是他關于教育起源問題的理論觀點，自成一家之言，常常被學界同行作為經典引用。他關于教育現象的系統研究，在教育理論界也影響深遠。

1998年，在40多年沉淀與思考的基礎之上，經過近20年的潛心研究，胡先生出版了教育學巨著——《教育學原理》。這是他教育思想的結晶，標志其教育學思想體系的成熟。在這本書中，胡先生從教育學的概念、對象到內容體系進行了系統研究，從對傳統教育學基本概念的誤區中引申出教育學的邏輯起點，勾畫了整個教育學原理結構延伸的脈絡，尤其是對傳統的拘泥于一隅的教育學理念大膽突破，讓人耳目一新。

胡先生認為：“教育學研究的出路要面對現實，深入歷史，歸于實踐。為了達此目的，我們的教育學研究應當首先清除在知識構成、研究興趣上的片面性和隔閡，應當使教育學著作在基本理念和原理、編排體系、論證方法、表達方式、文字風格、思維水平上，都有適應當今教育改革實踐要求的突破和進步。”他對中國教育學出路的獨到見解，不僅為其教育學理論體系構建奠定了扎實基礎，也為中國教育學的研究與發展指明了方向。

完成《教育學原理》書稿后，胡先生感嘆：“想到多年來我為此付出的諸多孤寂、勞作與艱辛，特別念及昔日那幾十年令國家、民族都深受屈辱和我個人所曾親歷的苦難的歲月，真是感何如之！奮何如之！幸何如之！”由此可見，走學術道路的他，并沒有放棄家國情懷，依然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民族命運、社會責任緊密相連。

《教育學原理》出版后，先后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第一屆全國教育圖書獎一等獎、中國教育學會“東方杯”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第四屆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獎優秀教材一等獎、第一屆甘肅省優秀圖書特別優秀獎、第五屆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等國家和省部級獎項。

理解時代精神，把握時代脈搏，決不隨波逐流，更不囿于陳說，是胡先生一貫的學術品格。他說：“理論研究要說理，要講道理，教育理論研究是基于個體對教育現象問題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盲從，從于權威，從于利益，從于時尚潮流，從于眾口一詞，或從于個人的濫情。”這是他《教育學原理》《教育理念的沉思與言說》《人生與教師修養》《雷沛鴻與中國現代教育》問世的根本動力和目的所在。

文如其人。一般來講，治學與為人是統一的。胡先生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內涵，實際上是他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現。他為人真誠謙和，待人感情真摯，做事踏實嚴謹。在他看來：“人本身永遠是學生，周圍的一切，包括自然、社會與他人都是老師，人的短暫一生，該學習、該探索的東西實在太多，永無止境。”

言行相顧。胡先生的言行均發自本心，無論環境怎樣變化，他都力求不說違心話、不做違心事。他尊重事實、尊重規律、尊重人情人性，一貫堅持言之有理，言之有據，言之有序，言之有文。他曾說：“我非常欣賞這樣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法則，面對蒼茫的宇宙和浩渺的時空，我樂意接受這種精神法則的支配。因為正是這個，才意味著學術真正的尊嚴、公平與價值。”

胡先生所有的論述，皆發為心聲，不遮掩，不妄言，真誠之品格溢于字里行間。

如果我們對胡先生的學術軌跡進行一個梳理，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現象——他1996年出版《人生與教師修養》，時年69歲；1998年出版《教育學原理》，時年71歲；2001年出版《雷沛鴻與中國現代教育》，時年74歲；2005年出版《教育理論的沉思與言說》，時年78歲。

同時，胡先生不斷在權威期刊上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2012年，85歲的他在《教育研究》第12期發表《王國維與中國教育學術》一文。2013年，86歲的他將自己的《教育學原理》進行修訂，增加3萬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他還在《中國教育科學》（第二輯）發表了近三萬字長文《關于什么是教育學的問題》，2014年則出版了《隴上學人文存·胡德海卷》。

2018年，胡先生91歲。這一年是先生學術活動比較活躍和學術影響非常深遠的一年。從學術活動和成果來講，3月，他應邀到山西師范大學為師生作《關于教育學和教育的問題》的學術報告；11月，他在《中國教育科學》（第2輯）發表了2萬多字的文章《讀書、教書、著書：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從學術影響來講，9月，《西師學人》的視頻風靡全國，分別在中國教育電視臺、甘肅電視臺等媒體播放；2018年11月1日，《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楊”》在《中國教育報》發表，報道了胡先生的教育事跡。2019年6月，92歲的胡先生在《中國教育科學》（第一輯）發表《關于什么是儒家傳統修養的學理解讀》；他的著作《文化與生活——我的生活印記》將于2019年年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如今，胡先生仍不遺余力地研究教育文化。他說：“研究教育學是有方法的。既要站得高，又要扎得深，既能大至宇宙，也能深入到人，研究人性、研究人心，用人、人性、人心和人心產生出來的文化來解釋社會和歷史。”

耄耋之年，自當靜養，而胡先生卻老當益壯、勤思善著、樂此不疲，一如既往地追求他的學術生活，演繹一個學者的生命意義。

1994年，我國著名教育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顧明遠先生曾這樣評價胡先生：“好學深思、刻苦鉆研，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40年的磨練，始終堅持不懈，嚴謹治學，無論在教育學原理，還是在人生哲學等領域，都有極高的造詣和深邃的創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的10多年來，時有見地卓越的論著問世，在我國教育理論界影響深廣，聲名卓著。”時過25年，認真閱讀和體會胡先生關于教育學理論研究的獨特見解和卓越貢獻，仍然能夠感受到這種評價的中肯。

胡先生一向注重為學與為人的關系，“頂天立地做人，繼往開來創業”，把做人看成做學問的根本，他說：“做學問要先學做人，做人做不好，投機取巧，做自以為聰明的小動作，那么做學問也做不好，做人要實實在在，做學問也要實實在在。”

可以說，胡先生與書相伴的心路歷程、治學精神與人生境界，猶如西北教育的“胡楊魂”，對每個后世學者來說，都是永恒的感召。

作者：高閏青，女，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教授、教育學博士，2005年師從胡德海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教育基本理論、教師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特崗計劃”實施成效研究》《“以人為本”理念及其教育實踐問題研究》《胡德海教育學術思想研究》《家庭教育：為孩子的成長打好底色》等著作。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 2019年12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