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記者 鄧勃 攝

他最新推出的這部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可視為回歸之作，延續了文化反思的主題。從一段跨國戀情開始，以古樸精致的語言，行云流水的敘事，為我們展開了一卷真實、生動、厚重的歷史畫卷，在一百多年前的天津一隅，中西文化的碰撞躍然紙上。

一位會為自己筆下人物落淚的作家，一個藏在心里三十年才寫出來的故事，僅憑這兩點，《單筒望遠鏡》就值得我們致敬。

馮驥才和老伴閑聊時，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等我歲數大了……”這時候老伴會馬上回話：“怎么你還沒老啊？”

這位忘記自己年齡的老先生，今年春天憑一個獎，證明自己寶刀未老——他時隔30年推出的最新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獲得2019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獎，而77歲高齡的他也不遠萬里從天津來到廣州，和一波又一波的讀者分享他的寫作生活。

近30年來，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壇叱咤風云的馮驥才，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到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如今他帶著《單筒望遠鏡》“重返”小說，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驚喜——

黃天驥(左)為馮驥才頒發獎杯證書 羊城晚報記者 周巍 攝

小說一般要改七遍

從未停止寫作

卅年不斷醞釀

羊城晚報：《單筒望遠鏡》是您時隔30年推出的又一部長篇力作，熟悉您的讀者都為您“重返”小說歡呼雀躍，不知道您本人是否認同“重返”這樣的說法？

馮驥才：事實上這么多年來我雖然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進行文化遺產和傳統村落的保護，但我并沒有停止寫作，文學方面像散文、隨筆都有，量不大，但針對文化遺產保護寫作的檔案、田野調查等文章量很大，絕對超過我的小說。我做文化遺產搶救前后20多年時間，如果兩年寫一部長篇的話，至少有10部長篇，相當于我放棄了10部長篇。誰也不知道，我把內心多么熱愛的東西放下了，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大家現在說我“重返”小說，我是認同的，但我想說的是，我不是“重返”文學，我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文學，包括《單筒望遠鏡》中的很多人物和故事情節，其實一直都在我的腦子里“寫”。

羊城晚報：是什么機緣讓您開始《單筒望遠鏡》的寫作？寫這個長篇花費了您多長時間？

馮驥才：這部小說在我腦海里已經醞釀了30年了。小說還沒開始寫的時候，先在腦子里寫。對于里邊的人物，不斷地想，他們在我心里活起來，有性格了，有脾氣了，跑來跑去了，最后想從我腦子里跳出來，跳到紙上去。但在2018年之前，我都一直沒有時間去寫，因為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占用了太多時間，也沒有這個奢望。

到真正動筆寫這部小說時，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去年9月中旬，中國非虛構寫作協會在甘肅張掖召開非虛構文學研討會，研討會當天上午我給1000多位觀眾做了一場演講，比較疲勞，下午年輕人都跑去馬蹄寺玩去了，我留在酒店休息，但靠在床頭上也沒睡著，靠著靠著忽然腦子里蹦出了幾句話，就是《單筒望遠鏡》開頭的那幾句，它們就好像一個精靈，鉆出來了，特別有感覺。我就用手頭的iPad開始寫，等他們回來時敲門，一看已經寫了2000多字了。

從此就停不下來了，每天都在寫，高鐵、飛機途中都不放過，整個人被想象力主宰了，50天后，初稿就完成了。我寫小說一般都要改七遍，這部小說也是，后來改了七遍才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

不只是復制生活

續寫怪世奇談

延續文化反思

羊城晚報：據說這部小說中不少荒誕離奇的情節源自您的親身見聞，而您也一直擅長以民間傳奇為腳本進行創作，能不能跟我們講講這部小說中的真實和虛擬？

馮驥才：故事的原型是朦朦朧朧的，曾經聽人家說起，上世紀20年代的時候，天津有個銀行的職員和一外國女孩戀愛，語言不通，這個事當時鬧得很厲害，外國人非要殺了他不可。放在那個年代，這絕對是一個很離奇、很荒誕的故事。但是這個悲劇愛情故事本身并不是我寫作的目的，我是想通過這樣的“情愛遭遇”去表現我想表現的“文化撞擊”——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觸的時候，這對異國男女稀里糊涂地墜入愛河，卻因為文化的隔閡、時代背景的悲劇性，注定不會長久。

羊城晚報：小說中涉及歷史敘事的部分是完全真實的嗎？

馮驥才：這些材料必須是真實的，是從生活里來的。寫歷史小說，材料就是從歷史生活里來的。這需要大量的積累。比如我寫天津老城，我在天津生活了幾十年，對這個城市太了解了，我做過老城的搶救，曾經帶著我的團隊，將近100人，把整個天津的歷史文化捋了一遍，重要的東西一一拍攝記錄，對天津的每一條街巷，都有地圖刻在心中。落到小說里，我的人物從什么地方來，去什么地方，都在我腦子里一目了然。對于那個年代的歷史、生活、經濟、社會、文化，擁有很多的細節記憶，但我都沒有鋪開來寫，單單說紙局吧，我要不節制的話都能寫幾萬字，因為我對這個太了解了，從小畫畫，圍著紙局轉，這一行里的各種規則，我太熟悉了。再比如說文人的書房，是什么樣的，我跟老一代的文人接觸多了，文人用的文房四寶、紙筆墨硯，書房是什么樣的氣息，都在我腦子里。我想給小說里的人物一個什么樣的書齋，很自然就想出來了。

比如我寫歐陽覺一家是從寧波來到天津，因為我自己就是寧波人啊。寫寧波來的人物，我容易找到感覺。他們會從寧波帶很多細節來，帶來他的仆人，寧波人的吃飯、穿衣都有他們一套，寧波人都瞧不上外地的裁縫，我現在穿的外套都是寧波裁縫做的。

其實就是生活中很多零碎的細節，最終成為寫作的素材。托爾斯泰的《復活》，里邊寫到有個女孩馬斯洛娃眼睛有點斜視，我想他一定在現實生活中看過別的女孩眼睛斜視，跟這樣的女孩目光接觸時，會有一種特異的感覺，擱在小說人物身上，讀者就會有相當真實的感受。這是小說家必須具備的素質，將萬千的生活感受融會貫通，但到出手時絕不只是對生活進行簡單復制。

羊城晚報：《單筒望遠鏡》的故事背景設置在1900年，而之前出現在您長篇《神鞭》《三寸金蓮》中的“辮子”“小腳”也是那個年代的關鍵詞，您為什么會那么在意那個時間點？

馮驥才：1900年是中華民族最貧窮、最愚昧的時期，我們在全封閉的情況下，眼光狹窄，對世界不了解，而且也受西方列強的欺負，這時候最容易看出我們民族自己的問題，包括魯迅說的國民性的問題，也包括后來說的落后挨打的問題。中國的種種問題，在這個時代看得最清楚。我希望通過這個時間節點的小說創作，啟發人們從歷史上更深層次地去反思中西文化的交流，該如何去選擇今天和未來的道路。

羊城晚報：選擇單筒望遠鏡作為小說的一個重要意象，是基于偶然的靈感還是苦心醞釀的結果？它有著怎樣的文化內涵？

馮驥才：單筒望遠鏡在天津的古玩店里很常見，多是外國人留下來的。有一回我在古玩店看到它時，正好我在想這個小說，覺得特別適合。單筒望遠鏡有一個特點，必須一只眼看，有選擇地看。在愛情的立場上，單筒望遠鏡一定是選擇對方美好的視角。在文化的角度來看，單筒望遠鏡又一定會選擇自己好奇的東西。小說中，歐陽覺和莎娜互相吸引，同時莎娜很好奇中國人的小腳，歐陽覺則看到外國人奇形怪狀的頭發、服裝等，這都是單筒望遠鏡帶來的選擇。

用單筒望遠鏡作為交流媒介，當兩種文明對立的時候，就會把對方的負面看得比較大。大量的誤解，構成了那個時代的背景。選擇對抗還是交流，決定了人物命運和歷史的走向。這對現在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一種啟示。

“我是一個失敗者”

放下寫作轉型

賣畫保護村落

羊城晚報：上世紀九十年代，您為何會暫別摯愛的文學，跳進文化遺產和傳統村落保護的“漩渦里”？

馮驥才：與其說是我的選擇，不如說是時代對我的選擇。我們趕上了一個社會轉型期，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急速轉型。這個轉型當然是人類歷史的必然，但轉型的時候一定要將前面的文明成就瓦解、毀滅嗎？當然不是這樣，過去的文明中存在許多美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去傳承，這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可是在中國人急于想富起來的時代，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人人都在追求物質。知識界站在文化的立場，總會比較早地發現這個問題，就應該有一批人先站出來，大聲呼吁社會關注這個問題。最初，我喊出保護文化遺產時，人們還不理解，當時，我就是抱著一種舍我其誰的想法，只能先把寫小說這支筆放下，做出犧牲。雖然說這樣的犧牲對個人大了點，但我想回饋給社會的，應該是比小說意義更重大的東西。

羊城晚報：您覺得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成就感大過寫作？

馮驥才：其實也不全然是，我其實是一個失敗者，我想保護的東西，大部分沒有保護下來。但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不做，很多文化遺產再不去搶救，就全沒了。像中國的古村落，已經進入一個消亡的加速期。經常是發現一個開發一個，實際就是開發一個破壞一個。要不就是根本不遵從文化規律，而是從眼前的功利出發，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有多少老村子，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村子的歷史，在不知道的時候這村子已經沒了。

后來國家意識到，村落的保護應該成為城鎮化的一部分。2012年發動立檔調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聯合啟動了中國傳統村落的調查與認定，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護，在全國選擇5000個極具歷史價值的傳統村落命名保護。

羊城晚報：您的努力還是有成效的，光是為文化遺產和傳統村落保護出版的書籍數量就很可觀，是怎么克服各種困難，堅持下來的？

馮驥才：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我組織了幾次畫展賣畫，將賣畫的收入作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資金。有一年在蘇州畫展，我把心愛的畫全賣了，一時覺得家徒四壁。當天展覽落幕時，畫作都有了買主，我讓攝影師幫我拍了一張照片，從那一刻開始，就跟這些畫作說再見了。不像書，畫的原作賣出去了，就永遠也看不見了。我還是很傷感的。

過去20多年，我白天往各地跑，做大量的調查，很多時間的寫作是做文化檔案、做普查提綱。沒有人勸我這么做，但我覺得必須做，我想這是知識分子的天性，要讓人們了解自己的文化是什么，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底，才能真正催生對文化的熱愛、對民族的自信。

非虛構也有魅力

應該放緩腳步

關注嚴肅文學

羊城晚報：雖然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讓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暫別小說，但最近幾年您接連出版了《凌汛》《無路可逃》《煉獄·天堂》《激流中》等多部非虛構作品，非虛構寫作近年來也很熱門。在您看來，非虛構寫作的魅力是什么？

馮驥才：非虛構的東西大家之所以比較喜歡，應該是虛構文學衰弱的表現。如果虛構文學能反映生活的本質，反映時代特有的魅力，就像19世紀那樣不斷有偉大作品誕生，那么我想它的空間不會被非虛構侵吞得這么多。但是說到底，非虛構也有非虛構的魅力，它憑著事實說話，它是歷史的本身，也是現實的本身。只能說，我們的現實生活太精彩了，變化太快，太有吸引力，造就了非虛構文學的旺盛。

不過，事實的東西、現實的東西，是不是寫出來就是文學，也不一定。記者也可以通過采訪把事實寫出來，寫出來也是很好的作品，在新聞上也有很大的價值，但是它不是文學。非虛構文學是什么？是在現實中拿出有寫作價值的東西，拿出來寫的時候，它得是文學。文學的第一位是思想。人人都能寫作，但不是人人都能創造。

我兩種都愛，兩種都寫。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用了近十年采訪調查，寫了一本反映“文革”記憶的書，叫《一百個人的十年》，應該算是最早一批的非虛構文學作品吧。

羊城晚報：您說虛構文學在衰退，但是人們對文學的熱愛卻在升溫。尤其是在廣州這樣的大都市，高質量的文學活動總是能吸引很多人參與。

馮驥才：這絕對是好事！人們關注文學，特別是關注嚴肅文學，說明人們對自身的精神生活要求越來越高了。嚴肅文學屬于文化中深層次的東西，是更本源的文化，也更具精神性。這么多年來，我們的社會太物質了，人們應該放緩一下腳步，眼光不能只盯著現在，也要關切歷史和未來。

馮驥才

祖籍浙江寧波，1942年生于天津。現任國務院參事、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定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等職。他是“傷痕文學”代表作家，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兩百余種。代表作《啊！》《雕花煙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一百個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譯成十余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四十余種。他倡導與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傳統村落保護等文化行為對當代人文中國產生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