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統地看，當代文學傳播渠道主要由四大板塊構成：報紙副刊、文學期刊、文藝出版社和文學網站。如今隨著全媒體時代的來臨，報刊和出版正經受著新媒體的沖擊，但就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實際情況觀察，傳統文學載體的主體地位并未被顛覆，德里達等思想家所談到的傳統文學載體和傳統文學一同消亡的景象并未成為現實。

“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分是系于編輯人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系于作者身上一樣。”作為一個在文學期刊工作30多年的老編輯，我一直有一個強烈的感受：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以至興衰成敗都和文學載體的狀況密切相關，在評估當代文學或新時期文學的得失時，是不能忽略文學載體這種“第一現場”的制約作用及文學編輯的幕后影響的。正如學者汪政所指出的，“一定要記住期刊是‘活’的，是與文化環境、傳媒系統、編輯思想、期刊行為聯系在一起的，而編輯思想及其指導下的期刊行為可能就是某一時段社會意識、文化思潮、審美理想及文學觀念的體現”“這些觀念性的東西要化為真正的文學‘事實’，在現代傳媒時代，離開期刊幾乎不能”。

作為一名文學編輯，我的文學觀無疑是和文學期刊這一文學載體聯系在一起的。可能無須諱言，“喜新厭舊”是我作為文學編輯的職業本能，作家創作時是“刪繁就簡三秋樹，標新立異二月花”，我們文學編輯在選取作品時也往往“惟新是舉”。從進入這個行當起，我就是被辦一本好雜志的理想所感召，而對文學之“新”的追求里，正寄托著我對什么是好雜志、什么是好的文學的理解。

“新”首先意味著原創性，原創性是文學乃至文化的立身之本，因為文學在整個文化生態中處于源頭的地位，倘若文學喪失了原創性，對于后續的文化鏈條的延伸就是災難性的打擊。僅就《作家》雜志而言，如果沒有我們首發的原創小說《晚報新聞》《天下無賊》《溫故·一九四二》，就沒有張藝謀的電影《有話好好說》和馮小剛的《天下無賊》《一九四二》。文學的影視改編之所以一直活躍，正因為這里是原創力迸發的地方，投向文學的饑渴的目光一直都在，是文學在以充沛的題材、新穎的技巧和豐厚的思想力，源源不斷地供給著其他文藝樣式。

“新”還意味著文學事業代代相傳，后繼有人，意味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可能性。在文學新人身上蘊藏著革故鼎新的因子，看看有多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就知道了。但是，刊發新人新作對文學期刊和編輯來說，卻意味著一種風險和考驗。對于一個有知名度的作家的稿件，編輯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質量上負有多大的責任，即便作品寫得不好，也少有人去責備編輯的水平問題；但刊發一個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好，讀者往往不會質問作者本人的水平，而更多的是質問編輯、刊物為什么發這樣的稿子。所以衡量文學編輯的功夫高低，正要看他對默默無聞的作者的判斷能力。那些后來成名的作家回憶最初進入文壇時遭遇雜志的退稿故事，不啻是給文學編輯的最好提醒。

“新”同樣代表著我們對文學的多樣化的期許。一個健康的文學生態必然是百花齊放的，而文學期刊及其編輯正是各顯神通、各美其美的文學多樣化的幕后推手。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思潮，與文學期刊的推波助瀾密切相關；90年代以來“70后”等代際作家的更替，亦是文學期刊精心經營的產物；近年來文體的興衰和變革，如大散文、自然文學、非虛構等，文學期刊及其編輯思路也正是背后的“始作俑者”。沒有對“新”的追求，就很難有文學的思潮迭起、千帆競發的勃勃生機。

必須得承認，這種“喜新厭舊”是我作為期刊編輯從文學載體、文學生態出發的有意強調。從文學生態的整體著眼，任何一種文學載體都有可能是某種文學思潮的“接生婆”，也可能是一部未來經典作品的催生者，重要的是經住時間的考驗，保持文學的創造性、延續性和多樣性，呵護文學的“可能”。選擇和發現什么樣的作品，然后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傳播，是時刻都在進行著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編輯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力，是他對文學的千言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