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浦東,堪稱“高大上”。

說“高”,上世紀80年代,站在20多米高的東昌路消防塔,就能把浦東盡收眼底。而今,在632米的上海中心面前,421米的金茂大廈也成了“小弟”。

說“大”,2009年南匯區并入后,浦東新區擴大到12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過500萬,GDP總量正朝萬億元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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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取法乎上”,上海的兩項國家戰略——自由貿易試驗區和科創中心建設,核心承載區都在浦東,瞄準的都是國際最高、最好。

但浦東很清醒,真正的“高大上”,體現在吃透國家使命,堅定不移吃改革飯、走開放路、打創新牌,成為“排頭兵中的排頭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強調,“不負重托和厚望,密切配合、攻堅克難,緊抓制度創新這個核心,主動服務國家戰略,工作取得多方面重大進展,一批重要成果復制推廣到全國,總體上實現了初衷。”

牢記黨中央重托,“緊抓制度創新這個核心”,便是浦東改革開放之魂。

走出政策洼地舒適圈,用“三不”贏得先行先試

30年前,浦東一窮二白,眼巴巴盯著要政策。

1990年,黨中央、國務院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給了減免浦東新區三資企業所得稅、允許外資興建第三產業、增設外資銀行等10項政策。1992年,中央給了擴大5類項目的審批權限,增加5個方面的資金籌措渠道。1995年,給了在金融和貿易等領域具有率先推進改革的試點權,甚至允許外資在浦東興辦第三產業,“比特區還特”。

四兩撥千斤,中央政策撬動了浦東冰封的思想。鄧小平聽取浦東開發規劃匯報時說:“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蟄伏已久的改革動能被激活。

開放初期,土地、資金、交通捉襟見肘,浦東率先全面推開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探索形成了政府規范土地一級市場、放開搞活土地二級市場的“資金空轉、批租實轉、成片開發”的開發模式。多渠道靈活融資,浦東兩輪十大基礎設施工程建設投資1250多億元,楊浦大橋、南浦大橋、浦東國際機場、外高橋港區等重大項目順利展開,浦東、浦西連成一片,拓寬了浦東新區通往世界的大門。

初嘗創新甜頭的浦東,努力走出“政策洼地”舒適圈。特別是入世之后,中國加速駛入經濟全球化軌道,建立與世貿組織規則相一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迫在眉睫。

謝國平,曾任《浦東時報》副主編。據他回憶,有位新區領導看到一份文件,眼前一亮:國家發改委正在研究綜合配套改革,要在全國選點。

那是2004年。一些地方經濟改革單兵突進,行政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發展不平衡、不配套矛盾突出,增強改革的系統性迫在眉睫。

浦東當仁不讓,竭力陳情爭取先行先試,承諾“三不”原則:一不要政策,二不要項目,三不要資金。浦東在全國率先獲國務院批準,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自我加壓的改革底氣,讓浦東新區順利通過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自身發展轉型的雙重考驗,加快形成金融、航運、貿易、先進制造業為重點的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活力不斷增強。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商用飛機研發和總裝制造、華力微電子等機構紛紛落戶浦東新區。

不闖“紅燈”,先行先試必須于法有據

從新區,到綜改試點,再到自貿區,“三級跳遠”,浦東在破冰式試驗中實現跨越式發展。最后的關鍵一跳,便是黨中央為推進新形勢下改革開放提出的重大舉措——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

2014年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要牢牢把握國際通行規則,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他還要求,“要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盡快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新制度”。

負面清單制度,成為依照國際通行規則、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改革支點。

有人曾對第一版清單列出190項對外商投資保留的特別管理措施很不屑:這不就是把正面清單反過來點一遍?其實,“非禁即入”的清單推開了一扇門,和從前投資管理體制的封閉之“墻”有本質區別。這是與國際規則體系相銜接邁出的一大步。

眼下,90%左右的國民經濟行業對外資實現了準入前國民待遇。浦東有干部感嘆,“負面清單,收了政府的權,活了國家和企業的水”,政府審批制度發生顛覆性改革,確立事中事后監管制度。

壯士斷腕,自我革命——自貿區制度創新最核心的價值,在于政府的自我限權。之后我國設立的一系列自貿區,用的都是源自“浦東樣本”的同一張“清單”。

在2016年普華永道問卷調查中,約六成企業認為“負面清單”使政策更透明、限制更具體。清單未列,企業就可大膽去做,減少了審批者的自由裁量權。

浦東,從不闖“紅燈”。先行先試必須于法有據,才能為改革提供長遠制度保障。依法改革、依法創新,成為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最大特色。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同樣得到法律保駕護航。

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通過“關于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國務院決定的試驗區域內暫停實施外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設立及變更審批等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上海也制定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作為地方性立法,將中央給予自貿區的事權固化,為自貿區改革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在法律護航下,自貿區著力轉變政府職能,推動開展“一門式”審批服務機制,企業注冊登記工商、稅務、質監“三聯動”改革,“告知承諾”審批制,外商投資企業并聯審批,行政審批與技術審批分離改革等改革試點。

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開展跨國公司外匯資金管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融資租賃業務創新、期貨保稅交割、進口無紙化通關、啟運港退稅等一系列改革試點。

著力轉變城鄉二元結構,推動開展剝離街道招商引資職能、教育“管、辦、評”改革、全科醫生家庭責任制、村級基層自治制度等改革試點。

自貿區改革,堅定而有序。

瞄準國際通行規則,可以創造巨大的生產力

對跨國公司來說,哪里深具規則意識,哪里才有安全感,才有發展空間。

“昂科選擇到浦東新區設立分公司,主要原因是浦東新區基礎設施完善,政府服務效率出色,市場機制成熟,能節約不少成本。”昂科機床亞洲區總裁杰福瑞·佛伽德對記者說。

瑞士喬治費歇爾(GF)公司中國區總裁陳以祥,最近也點贊了上海自貿區的一項新規——保稅延展功能,“給企業帶來許多好處”。原來,產品進入保稅區需辦理出口手續,費時費力。“有了保稅延展功能,企業只需辦理簡單手續,產品即可進入保稅區。”這家公司正著手在自貿區設立地區總部。

“3年前開辦第一家酒店,審批材料和手續要20個工作日。”正在浦東新區企業服務中心辦證的三甲港綠地鉑派酒店總監還東平向記者感嘆,“今年開辦第三家酒店,當天就拿證。太快了!”

浦東新區將“先證后照”變為“先照后證”,把“一址一照”變為“一址多照”,實施集中登記地制度,大大減少企業注冊登記時間。

肩負“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使命的浦東,突破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了完善的創新服務體系,催生了眾多科創成果。

張江藥谷,華領醫藥洋溢著全球化氣息。“張江能很快找到資本、人才,迅速獲得國際資訊,甚至可與國際通用價值鏈對接。”主要創始人陳力說。

傳統藥企是自己研發、臨床試驗、建廠生產,一個新藥誕生至少需要10年。陳力希望遵循國際通行規則,在自貿區推動“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沒想到居然實現了——上市許可持有人和生產者可以是同一主體,也可以相互獨立。得益于這一制度,華領第一個糖尿病新藥已進入三期臨床。

“新藥的研發生產更加細分,生產等外包,節省大量資本和時間,僅省卻的廠房建設一項,就為新藥上市節省至少兩年,這對企業和患者都是利好。”張江管委會副主任吳強表示,“規則的接軌與開放,同樣可以創造巨大的生產力。”

在張江科學城,坐落于巨大白色環形建筑內的上海光源的實驗室,成果驕人:1項被美國《科學》“十大科學突破”引用,1項入選歐洲《物理世界》十大突破,1項成果入選美國物理學會標志性進展,1項成果入選美國化學會十大科研成果,6項入選中國科學十大進展。這只是浦東新區眾多高科技機構之一。截至2017年末,浦東新區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1711家,企業研發機構達547家;專利授權18753件,其中發明專利6188件。

《 人民日報 》( 2018年09月19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