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開局。”對于十九大之后第一年度經濟“期中考試”成績,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作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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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上半年增速6.8%。其中,一季度6.8%、二季度6.7%,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6.7%～6.9%的中高速區間。同時,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連續三個月低于5%,物價保持溫和上漲,另有多項指標顯示經濟結構繼續優化、新舊動能轉換持續……我國宏觀經濟的穩中向好勢態穩固。

與此同時,近兩個月消費、投資等增速下降,以及日益復雜的國際經貿摩擦持續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復雜局面也日益加深。采訪中,對于中國經濟下一步走勢,多位專家的觀點基本一致:一方面,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另一方面,“內部真改革、外部硬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需要各方面勠力同心進一步鞏固和優化基本面。

針對下一步宏觀調控工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本刊記者說,“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階段性特點來看,增長的速度可以放慢,但調整轉型的速度還需要加快。”

劉元春也表達了類似看法。在他看來,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偏緊是肯定的,但重頭戲在于改革。“最重要的是在守住底線的基礎上,大膽推進一系列深層次改革,為中國經濟祛除沉疴、完成調整轉型,實現中長期高質量發展夯實基礎。”

“刀刃向內”攻堅高質量發展

2018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具體分析了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良好態勢的表現:

一是結構優化升級。

從產業來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繼續提高,今年上半年達到了54.3%;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在提升,今年上半年是60.5%,說明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壓艙石作用在繼續鞏固;

從需求看,經濟增長格局中,內需是決定力量,內需里消費又是頂梁柱。上半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8.5%。

二是動能加快轉換。

從新供給來看,工業領域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裝備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加值增長速度都比較快,分別增長11.6%、9.2%和8.7%,明顯快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增速;

從新需求、新消費來看,旅游、健康、養老、教育、文化增長比較快,實物消費里升級類的商品增長也比較快,像智能家電、工業機器人都保持一個比較快的增長。

三是質量效益提升。

從質量來看,上半年清潔能源消費在整個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同比提高1.5個百分點;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同比下降3.2%,降幅要高于3.0%的預期目標;

從效益來看,上半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6%,快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1～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6.5%,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業利潤增長9%。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超過10萬億元,增長10.6%。

下一步,要鞏固開局之年高質量發展的良好勢態,劉元春表示,需要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比如,目前強監管下,流動性下降,部分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確實面臨資金壓力。但從目前政府舉措來看,并無因“遷就舊的體制機制而被迫調整宏觀政策,將去杠桿演化為加杠桿”的跡象,而是通過放管服改革和政策精準微調來定向紓解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壓力。

“要從根本上破解諸如不對稱效應等不利于高質量發展的障礙,還是要靠深層次改革,從根源上糾正體制機制不平衡不充分境況。”劉元春說。

采訪中,張燕生談及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內需時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說,中國經濟未來將更多依賴內需是大勢所趨,但基建投資峰值已過,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也可能已到峰頂,對經濟拉動作用減弱。“這就需要通過優化投資環境和市場營商環境等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來培育新的投資增長點,尤其是激發民間資本、外商資本在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投資潛能。”

而且,在張燕生看來,經濟社會實際發展需求決定了優化營商環境絕不能簡單停留在簡政放權、完善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傳統“放管服”模式層面,一定要重視政府職能改革,推動體制機制法治化、市場化、規范化,形成靈活、彈性、可預期的現代化經濟制度體系。“真正實現‘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禁止皆可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總結多位受訪專家的觀點,推進深層次改革破解不平衡不充分體制機制難題,最為關鍵的不外乎加快推進政府體制改革,實現職能轉變和財稅體制改革。

一方面,改變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情況,加快完成政府從投資型、監管型政府向服務型、法治型政府轉變,建立健全符合高質量發展的政績考核體系。

另一方面,實現央地關系重構,改革財稅體制,避免地方政府在財權、事權不對等的情況下利用軟約束進行信用擴張來彌補支出缺口。此外,還需要完善對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治理,強化監管為主的金融體制改革,以及加強相關領域立法、執法等。

消費投資趨緩背后的玄機

“基于底線思維,我們需要警惕‘黑天鵝’‘灰犀牛’,但在實際工作中應對風險挑戰,也不能自己嚇自己。”劉元春為《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解釋說,盡管受國內外因素綜合影響,當前經濟確實面臨下行壓力,需求端也確有疲軟跡象,但實際運行情況要好于數據表現。“無論是工業增加值、服務業生產、企業利潤、政府收入,還是工業產能利用率、失業率等諸多指標均合理平穩運行。”

從消費來看,擔憂主要源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下降,尤其是5、6月份增速分別為8.5%、9.0%,處于歷史低位。綜合多位專家觀點來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降既有短期政策因素,也有金融政策調整因素,還有趨勢性結構變化因素,具體原因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近期經濟存在下行壓力,居民消費信心有所回落;

二是汽車進口關稅下調,因等待車價下降,潛在購買者近幾個月延遲支付;

三是三四線城市房價上漲,存在一定的支出擠壓效應;

四是消費持續升級、結構轉變,快速增長的服務性消費,在實物消費統計指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得不到反映。

一般來說,觀察消費數據的指標有三類口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GDP口徑的最終消費支出。這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快慢的確能夠反映消費景氣變化,也一度成為宏觀經濟分析中的一種慣性思維,但實際上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更合理的消費觀察指標。

“目前整體消費情況要好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數據顯示。”劉元春分析說,從今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情況來看,無論是同比名義增長(8.8%),還是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7%),其增速都快于去年同期。

為此,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董禮華總結說,“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78.5%。與上年同期相比,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上升14.2個百分點,充分體現了消費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表明消費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

對于投資增速下降的擔憂,實際上在兩年前也曾出現,只不過今昔焦點不同:2016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下滑至2.8%,今年上半年回升至8.4%,并且制造業投資也連續三個月上揚。與之相反,今年上半年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7.3%,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達13.8個百分點,拉低整體投資增速約兩個百分點。

在劉元春看來,在財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長背景下,基礎設施投資下降說明中央從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角度加強PPP等項目合規性校驗落實有力;另一方面,也可能與地方政府機構改革有關。“新一輪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和調整,強化了地方政府風險意識,主動調整和優化地方投資布局已呈普遍趨勢。”

對于投資情形,國家統計局投資司巡視員趙培亞表示,上半年以下幾個關鍵投資領域的優異表現更值得關注:

一是制造業技術改造投資增長15.3%,增速比制造業投資高8.5個百分點,占制造業投資的比重為46.1%;

二是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同比增長35.4%,對服務業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已達4%;

三是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速持續加快,增長13.1%,比全部制造業投資高6.3個百分點,占制造業投資的比重提高至17%,對制造業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為30.9%;

四是與消費升級相關領域投資增長態勢良好,教育投資增長11.2%,衛生投資增長13.8%,體育投資增長16.3%,娛樂業投資增長61.1%,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投資增長43.4%;

五是民間投資同比增長8.4%,繼續保持較快增長,而且各月增速均高于全部投資,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58.9%,對全部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達81.5%。

向硬骨頭領域持續改革發力

基于這些大背景,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近日公開表達了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硬道理”:有近14億人口的大市場,有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市場空間廣闊,改革紅利不斷釋放,新動能不斷成長。“中國經濟發展韌性強、潛力大、后勁足,將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穩中向好發展態勢。”

事實上,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絕非“自說自話”,外國投資者正在通過加速“進場”用腳投票中國經濟。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9591家,同比增長96.6%。此外,據外媒匯總中央結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數據顯示,外國投資者目前持有的中國債券超過1.55萬億元,為2014年有歷史數據以來的新高。在股票市場,今年上半年,境外資金凈流入中國股票市場1313億元,其中滬港通、深港通北上資金流入加速,4、5、6月份分別凈流入387億、508億、285億元,均遠高于去年同期。

劉元春認為,當前無論供給端和需求端如何變化,我國宏觀經濟真正的焦點在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年攻堅戰已拉開帷幕并形成了全社會的共同行動,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也全面打響,正在向硬骨頭領域持續發力,中國社會經濟大調整、大改革、大發展正在全方位進入歷史性關鍵期。

這在結構性去杠桿,推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上表現尤為突出。今年上半年,大量低質量PPP或“明股實債”的假PPP項目被清退,大量不合規不合法的P2P網貸平臺也被清退出市場,一些機構野蠻擴張行為收斂,金融亂象得到初步遏制。

與此同時,就各級地方政府而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的主動與否、攻堅快慢也是導致各地實際發展出現分化的關鍵因素之一。

“先轉先主動,后轉后主動,不轉不主動,并且全面被動。”張燕生舉例說,東部地區的上海、廣東、浙江明顯轉得早,如今經濟結構、企業利潤、財政收入等經濟指標明顯表現更好,中部地區的武漢周邊、安徽、鄭州周邊,以及西部地區的四川、貴州明顯走在前列。

目前來看,山東、江蘇等地也已經意識到非轉不可,且正奮起直追。“產業結構不優,新動能成長不快,發展活力不足,經濟效益不高,拉低了山東的區域競爭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陷入了由別人追著跑到追著別人跑的尷尬境地。”今年2月末,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的一番直言,不但警醒山東而且觸動全國,“資源型、重化型產業結構,產業層次低、質量效益差、污染排放重”已是“心頭之痛”,必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向高質量發展進軍。

“這些都是大調整、真改革在落實上的直觀表現。”劉元春提醒,在改革調整關鍵期,所有的經濟主體都面臨來自改革調整、結構調整、政策調整、體系調整帶來的沖擊和考驗,之前隱藏的一些短板、問題會在一系列改革調整中逐漸暴露、破解,不同區域、不同產業也可能有所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內部真改革與外部硬摩擦的雙重疊加態勢明顯迥異于此前幾年。在受訪專家們看來,這對經濟主體而言是不同以往的考驗:一方面,真改革必然要排雷、擠泡沫,意味著宏觀經濟偏緊;另一方面,以國際貿易糾紛為代表的硬摩擦對市場信心持續加壓。

盡管政策工具豐富、調控空間寬廣,但在當前中國發展關鍵期,“不能飲鴆止渴,不能貽誤轉型攻堅戰機,別指望敲鑼打鼓輕松取勝。一定要正確認識當下的經濟下行,以及一些風險的釋放”。劉元春講到,只要確保堅守住底線,不發生系統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就應該大膽堅定推進一系列實質性、深層次改革。

“也只有真正咬緊牙關攻堅克難,利用好當前深層次改革調整關鍵期,才能為未來整個國家運轉機制的暢通,國民經濟的中長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夯實基礎。”劉元春強調。

此外,受訪專家們講到,大的調整也意味著大的風險,特別是面對當前極其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更需特別小心謹慎,要加強政策出臺的分析調研和壓力測試,提前做好應對各種風險的預案準備。(記者 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