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的藝術,尤其是20世紀的藝術,我愿做舉證的人。”

◆吳洪亮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畫院副院長、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北京畫院齊白石紀念館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策展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全國美術館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秘書長、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藝委會副秘書長。

吳洪亮是70后,這無論是從北京畫院副院長、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頭銜,還是從全國政協委員身份來看,都稱得上年輕。不過10余年來,他所專注的,卻是一份歷史厚重、根脈深遠的事業。

“很多美術館都在做當代藝術的時候,我們不做。”

“現在我們干的活兒就是把中國文化的根系續上,有傳承才有未來。”

“在尋根中尋找力量,尋找價值。”

吳洪亮說起話語調輕快、語態現代。但說起在畫院、美術館做的事,句句更帶著篤定。

“闖”入畫院的年輕人

國畫作為反映中國美術傳統文化特色的畫種,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識。超越形似而重在傳神的技法特點,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表現,構成了它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審美情趣。

北京畫院正是懷著對國畫傳承的初心建立起來的。建立過程,還與全國政協有一份淵源。

1956年,著名畫家葉恭綽和陳半丁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共同提出“擬請專設研究中國畫機構”的提案,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重視。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一年后,北京與上海的中國畫院先后成立。

1957年畫院建立之初,周總理提出,藝術要“為廣大勞動人民欣賞,為人民服務”,要“把優秀的文化遺產保存下來”,“師傅帶徒弟的方法應該提倡,各種畫派都應吸收”,“百花齊放,眾美爭妍”等很多想法,也明確了北京畫院要肩負創作、研究、教學三大任務,要建設成為發展我國美術事業、加強對外文化交流的學術機構等目標。

“畫院的成立,是國家對于中國畫發展的重視,也是對這些老藝術家創作和生活最樸素的關心。”

談起這段歷史,吳洪亮如數家珍。

“了解北京畫院的歷史,更加會發現這里的豐厚積淀。北京畫院的生成,就基于當年京派一脈大家,比如第一任名譽院長齊白石、院長葉恭綽以及陳半丁、于非闇、王雪濤、胡佩衡等藝術大家的基因都留在了這里。”在吳洪亮看來,在這里學到的不止是畫畫的事,收獲的也不僅僅是單純的20世紀美術史研究,而是中國繪畫里傳承的思維方式,對傳統的關照,還包括人與人的關系。

甚至在他看來,自己能加入北京畫院,本身就帶著幾分“中國藝術里不拘一格的寫意感”。

2007年,吳洪亮正式成為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此時距離他從中央美院美術史專業畢業,已過去10多年。這期間,他做過許多有時代烙印的工作,在蘋果電腦公司培訓中心做軟件培訓師,做過平面設計、室內裝修、公關項目……雖然沒離開藝術,但與傳統美術與中國畫,也始終隔著道墻。

期間,吳洪亮出于興趣加入了一個國際性雕塑項目的團隊,結識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王明明看小伙子“工作靠譜”,也就拉他參與了許多與藝術相關的工作。吳洪亮在其中表現出的對美術本體研究的初心,動手做事的能力,被王明明院長看在眼里,也為他后來贏得了加入畫院的機會。

“年紀輕輕,也沒有很‘硬’的學術證明,直接投入工作,籌辦展覽,當館長,終究是一件不太尋常的事。”

不過后來吳洪亮發現,這對于北京畫院來說,也并非不尋常———畫院一直有一個有趣現象:首任名譽院長齊白石沒有學歷,王明明院長學歷到高中,“而我才讀到本科”。這也正是畫院開放、寬容的地方,“畫院關注的主要是你是否在某一方面特別專注,是否真的能做事情。這種一脈相承的風氣,從齊白石、王雪濤傳下來,都是實實在在對藝術有體驗和愛的人。”

當然,事實也證明,吳洪亮適應且適合這份事業這個環境,可以勝任期待,甚至做得更好。

“一葉知秋”美術館

在吳洪亮看來,美術館是北京畫院的“門面”,是讓大家來了解這個機構的一個平臺,也是讓公眾和藝術工作者能夠深入探尋中國傳統藝術的一扇門。

美術館建立之初,就確定了要做齊白石陳列,此后又推出了20世紀中國美術大家展覽的想法。選定這個主題,吳洪亮認為,是為了能更好地與全世界的藝術對話。

英國藝術史家、漢學家蘇立文曾經提到,有人認為20世紀中國的藝術一是對西方的模仿,二是沒有新的創作。“這可以說是外國人對我們中國藝術界的印象,現在很多博物館中國畫展覽只到清初就結束了,這好像在告訴世人中國的藝術只到這個時候就結束了。”

所以,吳洪亮覺得,我們得用研究實力和展覽來說明,20世紀如齊白石、黃賓虹,他們到底為人類的藝術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20世紀其實就是今天藝術的前史,只有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我們才可以很踏實地和全世界的藝術對話。”

但北京畫院美術館這個只有4600平方米、展出面積僅1000多平方米的小型美術館,如何與中國美術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今日美術館等大館區別開來,編織20世紀中國美術大家的全景?

初到畫院美術館,他著重想了很多策略和方向性的問題。年輕人吳洪亮給出的方案是:小切口、看細節,要在“螺螄殼里做道場”。

“就做展覽來說,宏大的敘述方式是需要的,但最終是要落在實處,用細節把狀態勾勒出來。”

2007年以來,北京畫院美術館以齊白石為中心,橫縱向研究了李苦禪、王雪濤、許麟廬、李可染、周思聰等40余位20世紀美術大家。先后做了李苦禪收藏的碑帖,周思聰的圖稿和作品對照展、荷花專題展、《礦工圖》特展,盧沉晚年的醉酒圖等展覽。都是以微觀世界介入,一點點梳理出20世紀的美術圖景。

容易忽視全局,是過多關注細節會存在的問題,但當細節做到一定程度,卻會反過來一點點勾勒成全局的場景。吳洪亮喜歡用“一葉知秋”來總結美術館做展覽的方法。

2015年,美術館展出的“大愛悲歌———周思聰、盧沉《礦工圖》組畫研究展”,是除了齊白石系列展之外,吳洪亮頗為滿意的“作品”,其中有他眼里“剛剛好都對”的細節。吳洪亮和團隊為了這1個月的展覽,足足準備了六七個年頭。

早在開展6年前,吳洪亮就開始思考。“首先要理解《礦工圖》的價值是什么”,在他看來,這一部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視作揭露侵略罪惡,為人民苦難控訴的里程碑式力作,實則傳遞的是人類悲劇,“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有很多想不清楚的東西,比如殺戮,對資源的掠取等等,展覽名字經過反復探討,最后定為‘大愛悲歌’。”實際上,這也是周思聰、盧沉最終思考的問題,意在喚起時代對于戰爭災難反省的同時,也試圖用自己的藝術創作去呼吁、追求“和平”與“人道”的永恒主題。

當時的展廳,很容易被一種暗沉的氛圍感染。吳洪亮為了達成這樣一種效果,做了很多細密精巧的設計和籌劃,如今提起這些細節,他記憶仍然深刻,也會再度動容,為畫作本身傳遞的痛苦而痛苦。

當時展覽主題墻上有鏤空的“叉”,這種“叉”在一二層的墻上不止一處,“叉子代表死亡,叉子中兩直線的撞擊和基本色調我們都是按照《礦工圖》的顏色做的。”吳洪亮解釋,“還有一層含義,就是這個思路其實來自盧沉、周思聰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所研究的‘水墨構成’,叉字的形狀和她畫中的結構有所呼應。”

展廳正中間擺放的一支紅玫瑰點亮了整個展覽的暗沉,也讓展覽從“悲歌”落到了“大愛”上。“我們當時討論這個展覽全是黑色,觀眾是受不了的。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單》中有一幕,一個穿著紅色裙子的小姑娘在一群德國士兵中間一閃而過,于是決定放一支紅玫瑰。”吳洪亮說,為了那一支玫瑰花怎么放,團隊又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光是花瓶就買了三回,“最后我回家拆了我太太收藏的一件美國藝術家的裝置作品,因為那個瓶子特別合適。玫瑰也是要求每天都必須新鮮。”

展覽上的音樂,也經過多番討論,最后選用了音樂家古斯塔夫·馬勒的交響樂曲《大地之歌》。部分合唱取材自中國唐詩的世界名曲,傳達的是對自然的體悟和熱愛,以及對人生的苦難和對短暫的塵世生命的感慨。

最終,作為北京畫院美術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交出的一份答卷,展覽獲得了業內高度評價,抱回大獎的同時,也讓公眾對于藝術和人類處境、感情之間關聯有了一種強烈認知……

吳洪亮策劃的展覽被業內人士評價多是:識別度很高,氣質獨特,對細節的講究幾近極致。這背后,往往是吳洪亮連續幾天不眠不休地修改和苛求。

“對于中國的藝術,尤其是20世紀的藝術,我愿做舉證的人。”如吳洪亮所言,他正是通過一個一個展覽背后的大量研究,支撐起一個系統,每一個展覽上的每一處細節,都是他的論據,而這背后沒有捷徑可走,要細節到位,唯一能做的,就是花功夫、花時間。